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政府必须尽最大可能救治受感染民众、阻断传播链条。然而，在自诩为“民主灯塔”“人权楷模”的美国，疫情应对却始终被资本利益牵着鼻子走，资本利益而非公众福祉才是政客们优先考虑的对象。资本主义的逐利本质，决定了美国“资本至上”大于“生命至上”。这是美国抗疫过程的真实写照，是导致美国抗疫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美国政客眼中，民众的知情权、生命健康权在资本利益面前微不足道。疫情发生之初，时任美国领导人为保股市，刻意忽视疫情预警，淡化疫情风险，浪费了疫情防控的“黄金窗口期”。据《纽约时报》网站报道，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工作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2020年2月14日合作准备了一份疫情应对备忘录，明确建议采取一系列严格管制措施。然而，美国政府决策层在听取相关措施将导致美国股市崩盘的判断后，立刻否决了该备忘录。同样也是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多名国会议员一边隐瞒疫情，一边却在大量抛售股票。有美国网友辛辣地讽刺说：“戏院失火时他从出口溜走了，同时还顺手把戏票卖给了妇女儿童。”这些美国政客眼中只有资本利益和个人私利，从一开始就让美国抗疫走上了错误方向。
在美国政客眼中，短期经济利益始终凌驾于公共卫生安全之上。疫情全面暴发后，美国联邦政府和许多州政府急于在尚未真正控制住疫情的情况下重启经济，导致美国疫情反弹。一年多来，美国疫情始终走不出“恶化—缓解—恶化”的怪圈，一再出现波峰，与政府在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之间政策摇摆不定密切相关。与美国疫情严峻形势相伴随的，是美国股市的畸形繁荣，而从资本市场上受益最多的则是富人群体。数据显示，自2020年3月23日触及低点后，美国股市一路飙升。至2021年1月，600多名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从大约2.947万亿美元增加到4.085万亿美元，增幅达38.6%。疫情加剧美国社会贫富分化鸿沟，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直言，美国的疫情应对“在流行病学和经济层面上都是失败的”。
在美国政客眼中，自然进化中的优胜劣汰法可以成为他们漠视生命的堂皇借口。在回答为什么新冠病毒感染者中死去的多是穷人、老人以及弱势群体难以获得核酸检测机会时，时任美国领导人曾回答“这就是生活”。这个答案“非常美国”，因为在这样一个国家，“急救床位宁可空着，也不给穷人治病”等怪象，“不愿看到公共卫生措施损害美国经济”等谬论，以及“故意牺牲老年人、工人、非洲裔和拉美裔人口”等悲剧层出不穷。据报道，在美国，一个没有医保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接受治疗的费用可能高达数万美元。盖洛普公司一项民调显示，美国平均每七人中就有一人由于无力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即使出现感染症状也不敢就医。“资本至上”严重扭曲了美国的疫情应对，民众的生命健康只是美国政客利益算计中的一个数字，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就像人一样，一个国家在危难之际也会显露出真正的面目。”一位欧洲记者在记录美国抗疫进程时如是写道。抗疫期间，民众利益和资本利益在美国政治决策中被本末倒置，并非偶然现象。美国专栏作家拉娜·福鲁哈尔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政府所做的政策决策，都毫无例外地在整体上偏向私营部门，尤其是大型公司的利益，而忽视了国家和劳动者的利益。事实证明，这给我们的健康和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
透过疫情棱镜，人们清楚地看到，美国政治体系呵护的是资本利益。美国政府所标榜的民主、人权、平等等概念，早已被金钱异化，成为虚幻的海市蜃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