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枪支自由的利益团体在美国选举政治中举足轻重，特朗普政府依旧囿于利益对控枪态度暧昧引发民众不满。图为2018年3月14日，美国学生在华盛顿游行呼吁加强对枪支管控。

人民视觉

由于当地政府行政效率长期低下难解，经常让意大利首都罗马等地因大雪等突发状况陷入“瘫痪”。图为2018年2月26日，一名清洁工在罗马市政府外清除积雪。

新华社发

希腊债务危机于2015年大选后急剧恶化，引发国内挤兑“狂潮”。图为2015年7月2日，雅典民众在取款机前排队取钱。

本报记者 韩秉宸摄

英国脱欧、特朗普胜选、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欧美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暴露出西方标榜的民主模式中党派纷争、内乱不止、相互倾轧、社会撕裂等种种弊端。以选举政治和多党竞争政治为核心的西式民主，已经无法协调社会各种力量，日益丧失为国家未来发展提供保障的功能。正如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所说：“西方民主制度并不是在退缩，而是在崩溃，且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党争不断

争权夺利脱离群众

沦为利益集团工具

西方政党政治以多党竞争为主要特点。在西方政党政治中，政党就是围绕夺取政权、维护政权和参与政权而开展活动的政治组织。政党之间围绕权力进行博弈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常态，随着西方政党日益脱离群众，成为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政治工具，这种博弈往往以损害国家利益为代价。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和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为赢得选举不择手段，毫不顾忌地互相攻讦，老百姓真正关心的议题反而成为陪衬。希拉里骂特朗普是“疯子”，特朗普则威胁：“如果我当选，我将命令总检察长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你，送你进监狱！”

美国北星民意调查研究机构主席威特·艾尔斯对本报记者表示，希拉里和特朗普相互攻击“主要集中在个性、丑闻等方面，政策方面则缺乏深度”。两人的这种针锋相对并非出自正义，也非源自相互间的仇恨，只是为代表各自党派竞选而服务。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民众早已对两党轮流坐庄失去信任，“选举秀”旨在吸引更多民众眼球。果然，特朗普胜选后就立刻否认将起诉希拉里。

2018年1月19日晚，美国国会参议院未能通过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从1月20日零时起被迫关闭。不到一个月时间政府两次“关门”，成为“驴象之争”引发的又一闹剧。据美国媒体分析，此次联邦政府机构关门将对社会、经济造成广泛影响，每天损失约65亿美元。

民主党与共和党拒不相让的原因却并非拨款问题本身，而是夹带在拨款法案中的私货——“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法案等问题。“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法案由前总统奥巴马于2012年签署实施，但被特朗普于2017年9月废除。

据统计，自1977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部门部分关闭10次以上，时间短至1天，长至数周，平均每届总统任期内都要发生1次。

德国大选后5个多月才组阁成功，背后也是党派利益作祟。2017年9月，联合执政的联盟党和社民党在德国大选中得票率分居第一、第二位，但各自距前一次大选得票大幅下滑。社民党认为，同联盟党联合执政是导致其得票率下跌的主要原因，因此坚决拒绝再次联合组阁。联盟党曾试图与自民党和绿党组阁，终因利益分配不均告吹。

最后，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出面斡旋，让联盟党与社民党重新开展谈判。双方在进行了新的讨价还价后终于达成协议联合组阁，但两党的信誉均受到重创。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主席博罗特曼公开表示，德国组阁是“各怀心思，无精打采，毫无灵感”。《柏林日报》总编辑尤亨·昂兹指出，组阁僵局显出党派间无比狭小的共识空间，对德国这样一个工业大国、欧洲强国而言，“这次组阁过程真是一个历时漫长的笑话”。

内斗不止

政客之间勾心斗角

民众利益抛之脑后

西方政坛上经常出现“弃政从商、由商入政”现象，给人感觉似乎是政治更加平民化了，其实前者往往是政客在台上给自己谋了后路，走“旋转门”，而后者则是权钱交易下给予商人的政治报答，核心都是各自的利益。一旦利益受损，政客们将不惜撕破脸皮。如果说党派斗争中还存在着些许理念之争的色彩，党派内的斗争背后只有赤裸裸的利益。

2014年9月，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虽不支持英国脱欧，但为履行竞选诺言而发起“脱欧公投”。然而，他的老同事、伦敦前市长约翰逊却选择“反水”，与养老大臣伊恩·邓肯·史密斯等拉拢100多位议员，组成保守党“脱欧派”，在执政党内闹起了分裂。

一位支持脱欧的英国保守党议员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竟然做出露骨表态：“我并不想从背后给卡梅伦一刀，因为我想从正面给他一刀，这样我可以看到他挨刺时脸上的表情……”一次关乎国家未来命运的公投，竟然成为私人恩怨的泄愤工具。

英国舆论广泛猜测，约翰逊掀起内斗“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夺取首相宝座。公投后，虽然约翰逊出任外交大臣一职，但在英国如何脱欧的问题上，他依然强硬地与首相特雷莎·梅唱反调，大有继续逼宫之势。

无独有偶，2016年12月，时任意大利总理、民主党总书记伦齐在其主导的修宪公投失败后宣布辞职，不仅反对党高奏凯歌，前总理达莱玛和前总书记贝尔萨尼领导的党内“少数派”也“载歌载舞”。据统计，民主党“少数派”在公投中至少为反对党“贡献”了10%的选票，否则修宪公投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少数派”这么做，主要源自对伦齐个人的不满，以及担心失去既得利益。伦齐在2013年12月就任民主党总书记后，大力提拔党内年轻人，贝尔萨尼等党内元老的话语权遭到削弱，而他在担任总理后又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也触动了党内众多元老的“奶酪”，修改《劳动法》更让双方在议会中“兵戎相见”，使民主党内出现事实性分裂。

据媒体报道，2014年欧盟委员会改选期间，恰逢意大利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达莱玛当时曾积极运作，希望出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伦齐却坚持提名时任意大利外长莫盖里尼，致使未能如愿的达莱玛重新“杀”回政坛与其为敌。

意大利《晚邮报》对民主党分裂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直言“这种分裂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当事双方在内斗过程中都在逃避责任，就连伦齐也曾有机会避免分裂。执政党分裂给意大利政坛带来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毫无疑问将使民主党的支持者们感到痛苦和迷茫”。

政治极化

西方治理体制衰败

导致极端势力抬头

真正的民主模式应该让社会各种力量进行协商，以便达成妥协和平衡，而不是进行零和博弈，以压倒和战胜对方为目标。西方政党政治不断极化，让妥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以至于不同力量的协商变成了非此即彼的恶斗。传统政党深陷这种恶斗之中难以自拔，无暇顾及国家的未来发展，让民众对其深恶痛绝的同时，也给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018年3月5日，意大利大选结果公布，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成为最大赢家，以近33%的得票率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极右翼政党联盟党，则以超过17%的得票率战胜了中右联盟领导人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前进党。一时间，“‘五星运动’和联盟党联合执政让欧盟彻底走向分裂”的担忧，蔓延至整个欧洲。

为什么“五星运动”能在选举中大胜？分析人士指出，意大利当前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悬殊、年轻人失业情况严重，现有政党除了搞斗争“在行”，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不出什么有效对策。“五星运动”瞄准传统政治势力开足火力猛攻，获得了大量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的青睐。联盟党反欧反移民，更在大选中效仿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意大利优先”的口号，也成功夺走了中右联盟的话语权。

此前，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法国议会选举中获得8个席位，其领导人勒庞首次当选议员。在德国大选中，传统大党联盟党和社民党都创下历史新低，而以反欧盟、反难民等为口号的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却一跃以13%的得票率成为联邦议会第三大党。在奥地利，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和中右翼的人民党结盟组阁，被法国《解放报》看作“右翼势力在欧洲扩张的最新收获”。比利时《标准报》也直言，超过1/4的选民被自由党的政治纲领所吸引，足以证明右翼民粹主义又回到了奥地利“主流社会”。

当前西方民主的最大威胁在于，民主制度未能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因此催生出“去道德化”的政治趋势。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对本报记者表示：“大多数选民认为政府中没有人为他们而战，使得投票意愿不断下降，即使投票也更倾向于以反建制的抗议型思维做出选择。”

选举异化

一切为了选举上台

信口许诺任性决策

西方民主理论宣称，只有实行竞争性政党制度，通过民意选择和政党博弈，才能产生比较理想的执政党及领导人。然而，今天的西方政党已被选票绑架。为了多拉选票，候选人使尽招数讨好选民，一旦当选，承诺就变成一纸空文。执政的领导人往往通过提前选举或公投，为自己的权力游戏“下注”。

卡梅伦当初决定举行英国脱欧公投的如意算盘是：反正公投通不过，他可借公投打击反对党、巩固自己的权力，还可趁机要挟欧盟。但将一个涉及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议题，交给信息获取并不充分、不平衡且易于被眼前利益迷惑的普通选民来决断，无疑是轻率的政治赌博。随着“脱欧派”出人意料地胜出，卡梅伦这个缺乏责任和担当的政客也不得不告别政坛。

以史密斯为代表的保守党政客，为了赢得脱欧公投的胜利，炮制了诸如“英国每周向欧盟付出3.5亿英镑，离开欧盟可以将这些钱用到国民医疗体系上”的不实言论。在脱欧已成定局后，人们才发现脱欧的代价远远高出预料。民调显示，多数民众对脱欧感到后悔，希望能扭转脱欧进程。政客们这种不顾国家利益的做法，把英国带入一个混乱迷茫的时期。

伦齐发起意大利修宪公投，也是想扩大政府权力，为接下来的政治经济改革扫清道路。计划裁撤的意大利省级行政区划、意大利经济和工作委员会，更是长久以来饱受民众诟病。反对党却老谋深算，用一句“伦齐修宪是想要独裁”，成功转移了选民的注意力。

伦齐在辞职讲话中表示，意大利政坛本来就是风水轮流转的舞台，无所谓输赢，“每次选举后都会一切照旧”。但他还是要大声疾呼，因为自己本想为意大利的未来有所作为，由于改革想要撤掉的椅子太多，结果“被撤掉的只有我的椅子”。

西方国家的反对党利用民众不满情绪，为了反对而反对，短时间内就可集聚大量人气。当他们从反对党变为执政党时，民众才会发现，一切都不过是空中楼阁。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曾作为反对党，在议会中不断攻击前总理萨马拉斯领导的政府，并承诺上台后就将结束紧缩。现在希腊实施的紧缩政策却较以往更甚——当然，如果齐普拉斯重蹈往届政府的覆辙，不顾实际开出空头支票、扩大福利，希腊民众将来的日子会更难过。

在2016年意大利地方选举中，“五星运动”候选人拉吉以反腐反黑的口号赢得胜利，但入主市政府不久后，由她任命的多名官员都被查出涉嫌贪腐，甚至连她本人也遭到检方传唤调查。

“如今，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老百姓对传统政党感到失望，新的政党又没有执政经验，大多数只能靠喊口号、煽动民粹主义情绪来获得支持，不能实际解决问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认为，对比西方社会的现状，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本报记者韩秉宸、章念生、张朋辉、胡泽曦、许立群、强薇、冯雪珺、张磊）

制图：蔡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