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6月13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文章，对弗洛伊德之死是否能够带来美国执法机构真正的改变感到担忧。

2014年，迈克尔·布朗遭到警察暴力执法身亡。随后数以百万计的美元被用于对警方行为进行修正，可改变却甚少。

弗洛伊德之死会有所不同吗?

2014年弗格森事件之后

在弗洛伊德事件前，美国就已经经历过类似的事件：黑人男子在沥青地面上，死于警察之手。全国掀起了愤怒的抗议浪潮。美国陷入沉思，誓言作出改变。类似事件上一次发生在2014年8月，受害者叫做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警察名叫达伦·威尔逊(Darren Wilson)，密苏里州弗格森就是事发地点。

△迈克尔·布朗遭枪击

自从那次致命枪击导致的抗议暴发后，警察部门投入了数千万美元，增加警方随身摄像头、更改使用武力的政策、举办消除隐性偏见及缓和局势的培训。时任总统奥巴马成立了工作组，祭出153项建议和行动指南，司法部强迫七个有问题的警察部门签署“同意判定”(Consent decrees)，规定了旨在减少种族差别对待和警察暴力的强制性标准。

布朗先生的尸体被遗弃在街头数小时后的六年，另一名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明尼阿波利斯警官用膝盖锁住他的脖子时，乞求饶命。他的死亡就像一个判决书：重塑美国警务的计划已经失败。

讽刺的是，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作为联邦增加对刑事司法系统信任程度的试点部门，本身就是该计划的受益者。曾参与该项目的警务专家大卫·肯尼迪(David Kennedy)说，计划确实发挥了一定影响，但这个计划“绝对、明显而透彻，是不够的”。

人们态度已经变了，确实。当时批评警察的人当选权职。一些警局减少了逮捕人数，重新考虑了拦截和搜查政策，减少了警察枪击事件。将人们转移到社会服务而不是监狱的测试也有所成功。

但最重要的数字，如每年被警方枪击致死的总人数，却没有任何变化。即使各部门从武力执法行动中抽身，他们也经常发现，明显的种族差异依然存在，甚至更加严重。

一份联邦报告发现，弗格森警方未能理解当地社群存在问题，并使用“无效和不适当的策略”，比如在不稳定且没有警告的情况下使用催泪瓦斯，使那里的紧张局势升级 ——而现在，这种策略似乎已在全美各地扩散。

尽管每次有黑人男子或妇女无谓地死于执法部门手中时，都会有新的紧迫感，但为非裔社区发声的人们发现，变革的速度简直慢如冰川移动。

“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的工作组、有这么多的建议。”菲兰多·卡斯蒂尔(Philando Castile)的母亲瓦莱丽·卡斯蒂尔(Valerie Castile)如是说。在弗格森抗议活动两年后，菲兰多·卡斯蒂尔在明尼阿波利斯郊区的一次交通拦截中遭到致命枪击。在检察创新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in Prosecution)主持的在线讨论中，卡斯蒂尔母亲说：“我已经空谈了四年，但现在我又发现面对同样的情况。而且我认为我们已经做了所有能想到的和能做的事，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实施。”

△瓦莱丽·卡斯蒂尔等抗议弗洛伊德之死

最近几天，有抗议者呼吁削减警察部门的资金或完全废除它们。但这也留下了一个问题，即弗洛伊德去世后，重新呼吁改革是否会真的会出现持久的变化。

此前，即使是量化问题的尝试，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联邦调查局的一个数据库追踪了弗格森等案件中警方使用武力的情况，这个数据库将在今年夏天首次公开。即便花了5年时间才建立起来，但这个数据库也仅包括了全国40%的警察而已。

美国会民主党人在上周提出的一项法案将要求执法机构报告使用武力的数据。在弗格森案中，布朗死后，国会授权对类似于弗洛伊德一样在警察执法期间的死亡进行了统计，但该统计已经落后于原定时间表。

尽管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在警察的招募、培训或使用武力方面仍然缺乏国家标准。

报告层出不穷，改革层出不穷。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在近日同意禁止“锁颈”的动作，并要求警察在看到不当行为时进行干预。但早在弗格森枪击案发生后的几年里，该部门其实就已经确立了干预的职责。

即使在最近的佐治亚州布伦瑞克(Brunswick)市艾哈迈德·阿贝里(Ahmaud Arbery)、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布里昂纳·泰勒(Breonna Talyor)和弗洛伊德的死亡事件之前，参与重塑警察部门的专家们也没有幻想他们已经取得了足够的进展。那些旨在进行改革的警察部门领导人，一直受到巨大的阻挠，州的法律、工会反对和对被指控行为不当的官员的合同保护。

现政府在毁掉此前的努力

专家们说，在前总统奥巴马领导下，联邦改善警务工作努力的领导力，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被毁于一旦。

由于对警察军事化的担忧，奥巴马政府限制了一项向警察部门提供额外设备的计划，这些设备包括手榴弹发射器和装甲车，但特朗普取消了该限制。

奥巴马政府接受了使用“同意判定”(consent decrees)，即解决双方争议的协议指出问题——由第三方监督的具有强制性、可衡量的计划——来清理有问题的部门。“同意判定”是有关各方以书面形式向法院提交的协议。一旦被法官批准，它就具有法律约束力。使用“同意判定”使得各地执法人员面临整个部门被强制改革的压力，因此让部分执法人员更加小心行事。

曾在奥巴马政府期间领导警察部门调查的前司法部官员克里斯蒂·洛佩兹(Christy E. Lopez)说：“经验表明，在许多情况下，只要有一项‘同意判定’，就能克服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工会反对等障碍。”

尽管在全美18000个警察部门中，只有极小的比例曾经受到过相关政策的约束，但它们设定了一个基调，确立了最佳做法，并让警察部门高级别官员注意到，如果他们表现出侵犯公民权利的“模式和做法”，他们也可能受到审查。

“联邦政府和司法部的领导力是不可替代的。”洛佩兹说。

然而，特朗普政府结束了这个政策的使用，并大大缩减了一个受欢迎的自愿计划——合作改革倡议，该计划帮助各部门减少警察枪击事件等。

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P. Barr)曾将警察滥用行为归咎于队伍中的“坏苹果”，并表示对警察的批评让那些不尊重法律的人得到壮胆。“我不认为执法系统有系统性种族歧视。”他上周日(6月7日)在电视采访中说。

△同意判定书

2017年，司法部破坏性地出具了一份报告，关于芝加哥警方可能导致更积极联邦监督。随后，美国开始了结束奥巴马“同意判定”政策的行动。当伊利诺伊州总检察长丽萨·马迪甘(Lisa Madigan)出面将警察部门置于州“同意判定”之下后，时任特朗普政府的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在联邦法院反对此举，即便他曾表示警察监督应该是州和地方的责任。

5月，西雅图要求解除自2012年以来的“同意判定”，称自己是一个改革后的机构。但在弗洛伊德示威开始后，在该市收到数千份关于其官员行动的投诉后，改变了主意。

“同意判定”的执行往往令人沮丧地缓慢，即便诸如要求警方给人名片这样的小变化也会遭到反对。不过，在旧金山和芝加哥等地，这些法令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旧金山，从2016年第一季度到2020年第一季度，警察使用武力事件减少了近一半，而武力对象中黑人的比例从47人下降到37人。

在芝加哥，2015年至2019年间，使用武力事件有所下降，枪击事件减少了近一半。但武力执法的主体为非裔美国人的比例一直保持在70%以上，作为对比，该市人口中非裔美国人占30%。

专家表示，普通民众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数据基准值，因为大多数人并不与警察产生互动。一项关于犯罪活动的致命警察枪击案研究发现，总体上没有种族差异，但研究表示黑人受害者更有可能手无寸铁，不构成直接威胁，而白人受害者则更有可能挑起警察伤害他们，俗称“被警察自杀”(Suicide by cops)。

在路上拦截是另一种方式。《纽约时报》4年前的调查发现，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市的警察拦截黑人驾车者比例非常高。4年后，根据开放数据，虽然拦截总数有所下降，但比例几乎没有变化。该部门在2019年搜查黑人司机的可能性是白人司机的4倍多，两者比4年前的差距更大。在这两个群体中，警方报告发现违禁品的可能为三分之一。

改革真的就这么难?

明尼阿波利斯本身就是一项研究，说明即使领导人想要改变，改变是多么缓慢。这座以对非裔美国人过度使用武力而闻名的城市，曾连续聘请了两位被誉为改革者的警察局长。警察部门对员工进行了隐性偏见、和解和“程序正义”方面的培训，重点是警察如何对待公众。该市已经彻底改革了其纪律制度，并邀请联邦对其早期干预系统(Early Intervention System)进行审查，该系统应该对需要进行相关培训的警员进行界定和标注。

与弗格森事件不同的是，与弗洛伊德死亡相关的警察很快就被确认并被解雇，然后被刑事指控。但这并没有阻止抗议的发生和市议会成员计划完全解散现有部门。

警察工会在警察使用武力后，对警察负责的后果进行限制特别努力。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警察改革倡导者凯西·米切尔(Kathy Mitchell)说，近年来，各团体都在试图强调缓和冲突，并采取行动缩小警察可以使用致命武力的标准。

奥斯汀警察协会主席肯·卡萨代(Ken Casaday)说，但工会却在与这一努力反抗，因为官员们认为这将使警官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警察公会试图限制警察对于武力值法后果的责任

米切尔说，结果是在缓和冲突和使用武力的政策中，警察收到混乱的信息。

“我们取得一项成果，就会有负面信息来磨灭这些成果。”她说。

旨在让警察接受社区监督的民间审查委员会成员们，常年抱怨他们没有任何权力。

在西雅图，该市社区警察委员会前主席丽萨·道戈德(Lisa Daugaard)说，该小组建议警方在经过审核前，暂停使用闪光弹来驱散抗议者。但警方仍然继续广泛使用这些物品。警察局长说，她也想不使用，但警察应该有这种工具可用。

“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的建议百分之百被忽视。”道戈德说。

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康斯坦斯·塔克(Constance Tuck)说，她去年辞去了该市警民内务审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因为她发现该市正在削弱这个委员会的权力，尽管市长办公室表示，仍将该委员会视为重要工具。

最近几天，要求减少警察工会权力或迫使其改变的压力越来越大。部分现任和前任检察官呼吁加利福尼亚州律师协会改变其道德规则，禁止检察官，或那些竞选工作的人，寻求或接受警察工会的政治捐款。

在西雅图，将当地工会聚集在一起，作为一个单位进行活动的金县(King County)劳工委员会在6月通过了一项决议，称除非西雅图警察协会愿意承认种族主义是执法部门的结构性问题，并致力于确保工会合同“不逃避法律的责任”，否则可能会被踢出劳工委员会。

但许多抗议者已经对渐进式变革失去了耐心，废除或停止资助警察的呼吁，曾经是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最近却被各方放大，被官员接受。

△白宫使用催泪瓦斯清场抗议者

乔内塔·埃尔齐(Johnetta Elzie)是一名抗议者，2014年在弗格森事件抗议中被使用催泪瓦斯，上周在华盛顿特区再次被使用了催泪瓦斯。她对重新塑造公共安全而不是修正警察问题的呼声渐响感到欣慰。“你知道，如果警察们训练有效，”她说，“我们怎么会还在这抗议?”

“我一直觉得今天这一切似曾相识，”她补充道，“特别似曾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