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以机构名义提交了一份“关于优化非遗政策、引导非遗产业化发展的提案”。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剑英  编辑高雪梅

在成立于1956年的浙江省湖州市善琏湖笔厂，工人正在制作国家非遗项目湖笔（翁忻旸/摄）

在2020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以机构名义提交了一份“关于优化非遗政策、引导非遗产业化发展的提案”，提案负责人是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席、天津荣程祥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张荣华。

自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6年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关于非遗“能不能产业化”“要不要产业化”的争论一直存在。

支持者认为，产业化可以激活文化遗产的商业价值，为其注入更多活力；反对者则认为，用商业思维对待非遗，市场的逐利性会导致非遗被割裂与分化，将不可避免地破坏非遗传承的原生态。

日前，《瞭望东方周刊》专访了张荣华，请她聊了聊这份提案，以及她对于“非遗产业化”、文化与商业的观察与思考。

张荣华

不能单靠补贴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的全国两会提案，你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主题？

张荣华：我国由政府主导推动的非遗保护工作，迄今已走过十几个年头，国家为这项工作制定了相关政策并投入大量资金。有数据显示：自2006年到2014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35亿元用于非遗保护；过去五年，这笔资金高达46亿元。

国家公布的5个批次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共有3068人，各省级传承人有2万多人。2008年中央财政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补贴为每年8000元，2011年提升到1万元，2016年又提升到2万元；省级传承人的各种地方性补贴也少则几千元，多则2万元——但非遗发展仍相对比较缓慢。

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非遗所依存的人文和自然生态环境更容易受到影响和破坏：人口快速流动，信息获取渠道极大丰富，一些非遗项目受众持续减少；生活成本高，传承缺乏场地，学徒收入低，许多传承人面临“没人、没钱、没销路”的问题；也有一部分非遗传承人依靠政府补贴，不思进取，养成“等靠要”的思想。

目前国家的非遗政策大多属于保护性质，我认为，单纯靠补贴的方式只能起到最基本的“保护和保存”作用。如果能通过激励性政策引导非遗走向产业化，形成市场机制，不断完善自身造血机能，可以让非遗得到更健康、良性的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建议具体是什么？

张荣华：主要有以下几条：

1、将国家级和省级传承人的政府直接补贴政策调整为补贴博物馆、文化机构、个人消费者去收购、收藏传承人的非遗作品，通过市场化机制鼓励传承人精益求精、努力创作出好作品。

2、对于购买非遗作品或服务的消费者，建议有关部门出台消费税抵消个人所得税的政策，鼓励消费者购买非遗产品，引导消费需求。

3、建议有关部门围绕国家战略计划，如一带一路、乡村振兴等，统筹相匹配的民俗老字号、非遗老字号，通过补贴消费等方式，引导大家购买产品、体验服务。

重点在于利用政策杠杆去引导非遗产品与服务的消费，培育非遗文化市场机制的形成，助力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这份提案有何回应？

张荣华：两会以后，国家税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都专门给我打来电话，仔细询问、了解相关的情况和我的想法等，国家税务总局前后给我打过三次电话，他们尤其重视消费税相关的部分。

按照正常的程序，凡是全国两会的正式提案都会得到相关部门的一份正规答复，现在还在过程当中。

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赤水竹编”（杨文斌/摄）

融入当下生活

《瞭望东方周刊》：荣程集团是以钢铁为主业的大型民营企业，你如此关注非遗这一文化项目，提案之前做了哪些调查？

张荣华：荣程集团1994年起家，在国家“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精神的指引下，自2013年开始正式跨入文化板块。

荣程的“时代记忆”项目秉承挖掘、传承、记录、弘扬非遗文化使命，搭建了线上平台“时代记忆·非遗地图”和线下场馆“56个民族非遗保护中心”，其中线上平台以“互联网+文化+地图+场景+支付”的模式，致力于打造文旅O2O新模式，现已有1020位非遗匠人入驻，上线商品4200多种，完成非遗地图项目定位点19800项。

2017年，“56个民族非遗保护中心”落成，这是非遗生活化、场景化展示及体验于一体的民族非遗主题场馆，覆盖了传统手工艺、民间美术、民间音乐、传统戏剧等十几大类非遗项目。目前已对接合作各民族匠人3000余位，并建设有多个非遗大师工作室。

这几年的非遗项目实践与思考是这份提案的基础。

《瞭望东方周刊》：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观察与思考是什么？

张荣华：我发现，国家直接补贴给钱，传承人能够真正走出来的很少，对大多数而言，还是原有的空间，还是传统的模式。而传统模式做的手艺技艺类的东西，和现在的生活融入度不是很高。

比如，云锦以前主要是做成朝廷里的官袍，如果现在生活里再那么穿，既不现实，也不好看，需要转换一些方式，让它点缀我们的生活。

什么叫传承？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与现在的生活方式有机链接，和社会的下一步发展镶嵌、相结合，那叫很好的传承，像人的生命一样不断繁衍，往前走。

这需要开发创造出新的产品，符合当下的、未来的需求。

举个例子，在“56个民族非遗保护中心”，有一位来自贵州的20岁的姑娘韦映红，她有苗族的蜡染手艺，但在家乡的小镇里时，基本只限于“染”这一环节，产品很少。入驻中心后，在平台的引导下，在与游客的互动中，逐渐开发出围巾、服饰、包包、茶席、挂件等多种生活用品，打造了“小映红”文创品牌，广受欢迎。

这些年我看到了很多非遗传承人的坚守，让我很感动，但有时候又觉得他们很辛苦。有些传承人的后代不愿意学，几辈人传承的东西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很不容易。很多传承人自己也着急找出路、找通道，有紧迫感也有责任心，想凭手艺发家致富，也带动家乡发展。

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思路，将抢救性的保护变为跟现代生活对接。

国家的钱花到哪儿更恰到好处？给到市场端去拉动产业发展，还是给到传承人端？我认为，从市场端反推过去会更好一些，从供给侧的角度，那边生产者挺辛苦，这边市场还不太需要，市场想要的又找不到。如果有一种方式让供需双方尽量别错配，真正有机结合，市场不就能更有序、更良性运转吗？

当然，这只是站在我的维度和角度，以这几年我对非遗的观察得出的认知，还需要更多的专家、业界人士去论证。

贵州姑娘韦映红在56个民族非遗保护中心制作蜡染手工艺品（王剑英/摄）

产业化≠批量化、大众化

《瞭望东方周刊》：非遗产业化这件事一直存在争论，你如何看待反对的观点？

张荣华：我们在做非遗相关的各种项目时也会出现不同的观点。各种观点本身并没有对与错，只是大家所站的维度不一样，对于生活的认知和需求不一样，自然看法不一样。

依文集团创办“依文·中国手工坊”，将大山深处的传统手工艺赋予时尚化、生活化元素，培训大批绣娘制作服饰类产品和各种衍生品，将民族传统文化及手工技艺赋予商业价值，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光彩，既让绣娘们赚到钱，公司也发展壮大了。有一位70多岁的苗族奶奶潘玉珍通过依文平台一年挣了150万元。

民族品牌在国际化，很多国外的大品牌也引入了中国的非遗元素，包括很多影视剧也植入非遗，如果说非遗不值得产业化，这些不都是很好的例证吗？

《瞭望东方周刊》：有一种观点，产业化会破坏非遗的原生形态，而这是它最宝贵的东西，比如，市场的需求大了，势必要扩大生产，但批量化的东西和手工慢慢做出来的东西肯定不一样，市场的逐利性也会导致强化非遗能盈利的部分，压缩、放弃不能盈利的部分。

张荣华：产业化不是简单的批量化、大众化，我强调的是将非遗放到整个社会的生产链条里去，重整产业链条，赋予它更多的生命能量。

就蜡染来说，除了这门手艺，它得有布、有丝线、有染料吧？这是不是就跟养殖、农业大生态结合起来了？它的产品需要创意、设计，需要有生产制作、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等环节，整个产业链能解决多少就业问题？

“56个民族非遗保护中心”里有一位水族姑娘韦小慧，在中心待了两年后，将学到的知识、创意带回家乡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在“时代记忆”的扶持下，开设了马尾绣工作室，整合当地资源，带动乡民生活越来越好。这样，“集团加集体”的模式就出来了，产业链慢慢就拉开了。

至于产品工艺方面，我觉得只要有市场，传承人们都会用心去做的，而且很多项目必须要求手工，无法机械化。从健康生活来说，我个人也不提倡批量化。一件衣服20块钱，你买5件，扔了也不心疼，用心做的衣服100元一件，你穿5年都不舍得扔，性价比哪个好？扔了的衣服都变成了垃圾，从资源能源利用、环境保护的角度，哪个更好？

此外，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倡导世界范围内的非遗保护与传承，如果能古今结合好，东西方融合好，整个链条非常大。

《瞭望东方周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很多非遗涉及某些核心技艺，过去传承都是传内不传外，甚至传男不传女，这势必影响它的产业化，他们愿意打破这样的思维吗？

张荣华：反正我所接触的都很愿意。以前秘不示人，因为他们靠这门手艺吃饭、养家糊口。现在国家发展，政策也好，生活水平提高了，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大家意识层次也在提高，自家孩子不愿意学，就想找别人家孩子教，生怕失传了，要跟社会链接起来，越多人去做，对他的下一步发展也很有利。

很明显的一个例子，青海热贡唐卡传承人兰卡老师以前就是传男不传女，现在公开招学生，免费授徒，另一位传承人娘本老师也是。有个残障小女孩在那里学唐卡，五年才能出徒，但她有了一门技术，可以养活自己，也就有了一辈子的尊严，多好。

公益事业产业化

《瞭望东方周刊》：“时代记忆”工程能赚钱吗，还是需要用其他业务的利润去补贴和支撑？

张荣华：“时代记忆”工程里，我们投资上千万改造了5000多平米的一栋大楼，给56个民族非遗提供展示空间和工作室，给进驻非遗中心的人提供基本工资、住宿和线上平台等各种资源，工作室卖出去的商品我们也不提成。

负责这个项目的老总，他父母曾连着追问了他一个月：花这么多钱做非遗保护，能给你们公司挣回来吗？干点别的不是更好吗？

但我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如果我单一指望它做一门生意，链条不拉开，它确实不成立，无法存活。但把产业链条摆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它是成立的。既然是做产业，就必须要盈利，所谓文化自信、文化产业，如果不盈利，怎么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走进来呢？

我对它的定位是“公益事业产业化”。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它已经有模有样了。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包括哪些方面？

张荣华：通过举办非遗讲堂、非遗分享课、非遗培训和文创产品开发，它已成为天津市非遗旅游的网红打卡地。线下场馆至今已经接待了近百万游客，成为天津的一个教育基地，门票收入、活动收入就有了。手艺人在这里学习提升，回去建设家乡，荣程就成为他们大的支撑平台，整个体系都可以链接上了。

“时代记忆”通过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培养“非遗小匠人”，已和京津冀五十多所高校和百余所中小学校合作，辐射人群超过五万人次。

它与20个省、市非遗中心和非遗协会签署了非遗地图项目战略合作协议，在全国46个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起民族合伙人战略合作，融入“乡村振兴—百村计划”。

在天津连续六年举办非遗节庆类旅游活动“葛沽宝辇花会”。2017年以来，携手近百位非遗民族民俗文化传承人，先后在美国、英国、斯里兰卡、捷克等国家开展“一带一路·文化行”交流活动。

跨界、跨业态、相关多元化，把各种环节都串起来、资源整合起来的时候，运营模式、盈利点就出来了，有了人流量，有了产品，用文化引流、空间聚流，产品是资金流，文化是可持续流……在价值存在的前提下，让收益持续，只不过它的转化需要时间。

国家的大环境也提供了有利因素：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相关政策、“一带一路”倡议、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还有，我发现“90后”、“00后”这一拨孩子的民族归属感很强，对非遗产品很有热情。

国家现在对非遗很重视，很支持，希望每个人都能珍惜这份重视，自发地传承好。在市场中不断地创新，让产品融入生活，这是真正的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