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社区重划、归并、整合成网格单元后，调整治理模式为“区—街道—社区—网格”，有助于克服传统行政部门间条块分割、权责模糊的弊端，确保治理责任落实到人，提升社会治理效率
每个单独的网格就如同一个小规模的治理环境，遇到突发事件，能够迅速反应，高效、无缝隙响应国家决策，及时扫清治理盲区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自从成为安徽省阜阳市某社区的一名网格员，佟敏（化名）几乎每天都能占领微信运动排行榜的封面。“一万多步算是少见的，两万多步是日常状态。朋友都说我‘你是铁砂脚嘛’！”从信息采集、隐患排查到矛盾调解、便民服务……一天到晚入门入户，佟敏脚步不停。
在该社区的网格员工作室，一张社区网格化分布图引人注目。包括佟敏在内的每个网格员都有自己的责任区域，网格套网格，保证各区域治理实现责任到人。
这正是“网格化管理”在基层的实际体现：依托统一的城市管理及数字化平台，将城市管理辖区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为单元网格，责任目标落实到人，推动原先分散的管理格局变得更加系统、有序，使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向主动、预警、多主体转化。
从2003年底网格化管理在北京市东城区先行先试，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再到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网格化管理在中国已经走过了近18年的历程。
日复一日在与居民联系的第一线奔忙，经历过急难险重任务的淬炼，面对着如何提高效率、让社会治理精细化更进一步的重重挑战……一支由无数网格员组成的“超能战队”就这样炼成了。
武汉市西城壕社区网格员黄丽芳（左二）与志愿者柳莹（右二）、张琦（右一）为空巢老人送菜（2020 年2月7日摄） 肖艺九摄/本刊
“超能战队”的网格一日
每天面对上上下下的大事小情，佟敏对工作“隐隐有种使命感”。还没到早上8点的规定上班时间，她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记者采访这天，等着佟敏的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入户摸底工作。敲门入户、说明来意、询问填表签字，再顺带问问近期有无需要协调解决的事项，一栋公寓楼80户，是她当天的“小目标”之一。
中午12点23分，除去没人在家的12户，公寓楼的普查工作终于完成。简单的午餐后，佟敏回到办公室打算为上周约好的几户居民补办出入证。
来补办出入证的刘大姐是佟敏所在网格的居民之一。“上个月我们楼里几户居民，因为公共电费没谈拢，小佟先是在群里协调，随后又上门调解，尽职尽责。”刘大姐翻出手机里的聊天记录，矛盾调处、隐患报修……在“快乐8号楼”的群聊里，居民遇到问题后，会直接找佟敏对接，再由佟敏向不同部门反映，居民遇到的问题基本都能很快解决。
“网格化管理向精细化方向发展，我们所担负的工作也越来越具体。一方面任务更多、涉及面更广，另一方面也逐渐和居民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大家有事都习惯通过网格员协调、解决，提升了效率。”佟敏说。
网格化管理是伴随社会发展、治理难度提升，政府作出的社会治理机制创新。“随着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渐趋复杂，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效能降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网格化管理能够推进人、财、物、权、责全面下沉，强化基层基础建设。“将社区重划、归并、整合成网格单元后，调整治理模式为‘区—街道—社区—网格’，能够克服传统行政部门间条块分割、权责模糊等弊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下午15点，佟敏开完了社区网格员工作例会，开始对自己负责的区域进行例行巡查。从政策法规宣传到网格内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隐患排查，从环境卫生检查到回访调解邻里纠纷，佟敏的工作记录本上这些事项无一遗漏，每次巡查都记得清清楚楚。
“网格员做的是最基层的工作，每支网格员队伍都像一支‘超能战队’，扮演着‘万能角色’。”佟敏说，巡查结束后，自己还不打算下班，“这份工作需要打时间差，上午人口普查不在家的12户，有的可能已经下班回来了，我得再去看看。”
晚上7点，佟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准备回家，微信运动显示当天她走了23678步。
基层社会治理，最终都落在网格这样细小的单元中。每一天，无数如佟敏一样的网格员在“格”里忙碌。他们是掌握社区大数据的信息搜集员、是助跑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便民服务员、是系紧社区“平安扣”的隐患排查员、是诚心解困的纠纷调解员、是传递政策法规“及时通”的政策宣讲员……他们构建起预警及时、反应快速、处理科学的新型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组成中国社会治理的“网”。
迅速成长的“超能战队”
多位受访专家说，作为社会治理的创新形式，“纵到底，横到边”的网格化管理在社会控制维度与公共服务维度上均蕴藏一定制度潜力。不仅是在日常工作中，特别是在面对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的疾病疫情时，网格员经历了考验，成长为社区疫情防控砥柱。
江苏常州新北区政法委副书记黄克非介绍，辖区有1134个网格，每格1名专职网格员。2020年春，疫情暴发初期，网格员加班至凌晨两三点成为常态，通过信息核对，对辖区居民进行逐一排查。
“疫情防控期间，网格内的群众诉求密集化，网格员在一线对接居民，工作基本是满负荷的。”回想几个月前，佟敏说，自己和同事做过协调小区进出口人员登记的安全员，做过上门排查、进行疫情相关法规知识普及的宣讲员，做过帮助有基础病隔离人员购买药品的卫生员，还做过替隔离人员购买米面粮油等生活用品的便民服务员。
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介绍的一组数据印证了佟敏的话：2020年疫情发生后，近400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奋战在65万个城乡社区的疫情防控一线，平均6个社区工作者守护着一个社区，每名社区工作者面对350名群众，承担着宣传、防治、排查、统计、汇报等各项工作。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需要国家与社会联动抗疫。网格化管理的下沉优势，能让国家的公共政策意图切实落实到每个责任人，继而传导给每个居民。”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教授谈小燕说。
记者在湖北、江苏、浙江、陕西、海南等多地调研发现，全国基层社区基本构建起网格化管理机制，在疫情阻击战中表现出4种优势：
一是全打通，各领域党员干部迅速下沉服务社区。在湖北，全省10995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包保联系27345个社区（村），58万余名党员干部下沉社区（村），基本实现省、市、县、乡机关企事业单位全覆盖，各级下沉党员干部全覆盖社区（村）。
二是全覆盖，网格化管理服务不漏一户一人。海南三亚市某区区长说，该区明确网格总指导员、总网格长、网格指导员、网格长、网格员五级工作职责，大到社区集镇，小到每个楼道、村庄都进行网格责任包干。
三是全动员，融合多部门力量实现共建共治。在浙江温州，一群24小时值守的“守门人”成为网格化管理的主力军，包括基层干部、党员、网格员、楼栋长、志愿者等，建立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专兼职网格工作者队伍。
四是全手段，人防物防技防智防立体化防疫。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手段在多地运用。在海南海口，各社区居委会通过微信、钉钉等各种常用社交通信工具深度参与业主生活；浙江温州龙湾区永兴街道，启用5G热成像体温筛查设备，一秒内即可呈现初步结果。
海南师范大学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中心主任刘锋说，网格化管理实现了基层治理“重心下移”、行政“条块重构”，改善了基层组织责权利不对等的情况。治理力量向基层下沉，有助于在源头上提升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在类似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的瞬间冲击下，常态化管理面临短暂失灵的风险，难以发挥预设效能。”竹立家说，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单独的网格就如同一个小规模的治理环境，能够迅速反应：在多部门力量支持下，责任目标细化到每个网格员，社区居民作为管理服务对象被划分进网格单元，突发的各类问题及详细情况在单元内部被及时掌握并得到处理，由此实现高效无缝隙响应国家决策，及时扫清治理盲区。
社会治理精细化还有多远
承担多重角色的“超能战队”也有烦恼。记者调研发现，网格化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行政化和无限责任化趋势、社区自我管理功能较弱、网格员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等，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网格化管理的效率。
一是，网格被当成筐，各种任务往里装。多位社区干部说，近年来基层社区网格出现“两张皮”现象，由于定位不清，任务层层加码。
多地社区网格员向记者梳理了自己的日常工作，主要有信息采报、便民服务、矛盾化解、隐患排查、治安防范、人口管理、法治宣传、心理疏导等8项。其中，巡查发现类事项有6大类，分别是社会治安类、公共安全类、城市管理类、环境保护类、民生服务类、文明城市类。
在有的地方，仅网格巡查任务就细化出60多类，比如矛盾纠纷、出租屋安全、传销场所、消防安全、交通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市容环境、河道管理、公共服务、权益保障、特殊人群、校园周边等。
“有的上级部门把网格当成分解任务的出口。”浙江杭州江干区委组织部干部陈天旗说，网格员职责中，有的是上级部门将自身部分职能转移，比如行政执法、生态环保、安全生产、治安等；还有一些是部门之间扯皮的结果，比如有的地方将“奇葩证明”甩给了网格员。
文凯担任江苏南京某街道网格员已近3年。他说，自己最初工作内容主要是走访社区住户，了解重点人员情况和化解小区内部矛盾。但后来发现，社区网格要对应民政、人社、宗教、司法、信访、环保、安全、党政办、城管、统战、消防、经济发展等诸多上级部门，各部门任务都派到网格且带着考核指标。
“最近网格又增加了好几项工作，比如精神病人梳理管控、文保单位巡查、长江沿岸巡查、动员垃圾分类，等等。”南京市某社区网格长小朱说，“2020年区里还把招商引资任务也分解给了网格，我背着的任务有好几百万元。”
随着任务增加，一些内容、形式均差异不大的表格、台账也令网格员疲惫不堪。
二是，社区自我管理功能较弱，群众参与度偏低。
“我们整天忙碌，但居民不了解网格员在做什么，网格员也不掌握居民的基本状况、实际需求，两者脱节。”一名受访网格员说。
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社区居民对网格化管理参与的广度、深度、主动性往往不高。一些居民认为自己仅仅是网格化服务管理的客体，参与意识有限。
“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是社区网格化管理深入推进的基础。但一方面，一些居民对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认知程度较低，很少互动。”谈小燕说，另一方面，有的网格员被过多的行政工作捆住了手脚，与居民之间缺乏有效沟通，这都是社会治理精细化跑完“最后一公里”时必须克服的障碍。
三是，网格员队伍建设亟待加强。竹立家说，部分网格员对职责的认识仍停留在传统的“上传下达”，欠缺应对突发情况的察觉、研判、报告和先期处置能力，以及相应的专业知识技能。
“不同类型的网格员面临困难不同。比如，中老年网格员较难适应高强度的信息化上报工作，但其工作经验丰富，作为社区‘润滑剂’的作用突出。而青年网格员信息化任务处理能力较强，但人际交往、应变能力尚处于学习阶段，化解群众矛盾纠纷的经验不足。”竹立家说。
多位受访专家及社区干部说，要确保网格化管理真正发挥作用，就要把社会资源、管理权限真正放到基层，明确网格员定位，避免行政化、案头化倾向，保持网格员工作专职化、规范化。同时普及相关技术知识与业务流程，提升奉献精神和服务精神，培养一批专业的网格化管理人员，不断充实“超能战队”的服务力量。□（参与采写记者：李金红 邓华宁 李伟 毛海峰 王俊禄 张康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