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祥如意》是一部很难找到对标作品的影片，它在结构上被设计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吉祥》看起来是一部故事片，讲述的是演员刘陆扮演的丽丽回到十年没回的家乡吉林省集安市带来的故事。这个家庭也正是导演大鹏出生和成长的家庭。第二部分《如意》则更像是一部纪录片，记录了《吉祥》拍摄的整个过程。

大鹏说，之所以选择三舅作为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因为三舅的人生曾经是他向往的。三舅曾经有很好的工作，是家里的顶梁柱。但就在中年的时候，他患了一场重病，从此变成家里最需要照顾的人。

大鹏认为，三舅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悲剧色彩。而三舅的女儿丽丽已经十年没回老家，她一直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打拼，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三舅与丽丽之间的关系，以及围绕三舅展开的其他家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他想要表现的内容。

“回家去拍摄一场天意”

记者：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电影？

大鹏：2016年筹拍《缝纫机乐队》的间隙，我打算利用我们仅有的条件去农村拍一个我姥姥过年的故事。最开始的时候我就去说我们去拍一场天意，而不去规划剧本，生活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就去拍，去捕捉。

记者：从开始拍摄到与观众见面，这部看起来没有什么特效的影片耗费了四年时间，为什么？

大鹏：当剧组投入工作的时候，我姥姥就生病住院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意外。当我一次又一次去面对这些拍摄素材的时候，我被强迫拉回到2017年春节我们全家面对的那场葬礼。这个事情对我的冲击非常大。我用了四年时间去制作，其实它根本没有大的特效，而是我没有办法去面对这种情绪。

“这是一次充满实验性的创作”

记者：电影的结构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吗？

大鹏：是的。我觉得这是一次充满实验性的创作，同时它也是不得已，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写出一个剧本。但我在想，虽然它与我之前的作品可能气质上完全不一样，但我觉得它们的核心是一致的。这个核心就是我作为一个小镇青年，有机会来到北京，长达十几年都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我被培养出了一种思维方式，就是更具有吸引力的内容才可以让网民们去主动点击，这导致我在投入到电影创作的时候总是形式优先。

记者：有的观众看到影片的前半部分会觉得这是一部剧情片，但看到后半部分又觉得这像是一部纪录片，你怎么去定义这部作品？

大鹏：我自己从创作者的角度一开始就认为它是剧情片，我也是按照剧情片的方式去做它的剪辑，这是我的出发点。这部电影确实很特别，不论内容是怎样的，它的实验性的呈现方式就是之前很多观众没有见过的。我之所以希望邀请一位演员进入到这部影片，就是因为我不想它完全都是真人演出，因为那样就很容易变成一个纪录片。

“因为我是家里的孩子”

记者：为什么把三舅作为故事的主角？

大鹏：拍摄姥姥和从村庄走到大城市的女孩在春节期间产生的一些思想碰撞，这是我的出发点。但到了农村之后，我姥姥就生病住院了，于是就没有办法拍姥姥了，所以做出的决定就是去拍摄三舅。

当这个电影面对观众的时候，我收到很多制作电影的同行们的反馈，他们说三舅嘴里的话，如果他们是编剧也写不出来。“一二四五，文武香贵”，把这8个字放在大家的面前，所有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事实上“一二四五”是孩子们的排序，而文武香贵是他兄弟姐妹们的名字，其中没有他自己。他毫无逻辑地在重复这八个字，因为事实上那是他最在乎的人。

在我小时候，三舅的工作让人羡慕，他的收入在家庭的五个子女中是最高的，是家里的顶梁柱。我感觉他就是我奋斗的目标和榜样。但是他在中年的时候突然生病了，家里最值得骄傲的成员，变成了需要被照顾的对象，所以我觉得他身上有非常大的悲剧色彩。

拍摄过程中紧接着的又一个意外，就是十年没有回到三舅身边的女儿丽丽，突然回到了那个村子。所以在拍摄期间，我们在现场看到了两个丽丽，一个是演员扮演的丽丽，一个是现实生活中的丽丽，而演员扮演的丽丽似乎比现实生活中的丽丽更加投入到这个家庭和这段父女关系中。这一切都被电影记录下来被大家观看到。

记者：你怎么理解丽丽十年不回家看父亲这件事？

大鹏：我和丽丽都在北京，所以我比家里其他人跟她的交流更多。她在北京非常努力地打拼。在她十几岁青春期的时候，父亲突然病倒，母亲为了赚钱给父亲治病，一直在别人家里干活，也顾不上照顾她。所以她觉得她的成长过程中是没有得到关爱的，在她长大以后，她也不知道怎样去爱别人。通过这个电影，丽丽跟我说，她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然后也做出了改变。这个事情对于她来讲是有积极的一面的。

记者：家里人面对镜头会有不适或者是排斥吗？

大鹏：完全没有。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未解之谜，我想这就是因为我是家里的孩子，如果有别的导演去拍摄可能达不到这个效果，正因为我是家庭的一份子，所以他们给予我非常多的信任。他们希望我可以完成这个事情，他们愿意帮助我完成这个事情，这是我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大的感受，我觉得他们是非常伟大的。

记者：拍摄姥姥从病重到去世的过程中，怎么样去克服自己情感上的痛苦，坚持拍下去？

大鹏：我觉得我的姥姥也希望我能够完成这件事情，因为她一直以来对我都特别支持，家里有一整面墙的照片都是我工作中的状态。这也是支撑我这4年去面对这些素材时无数次痛苦得想要放弃，又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原因。

“我是时代发展的受益者”

记者：从你个人的成长来说，你从一个小城镇出来的一个青年，到拍《煎饼侠》《缝纫机乐队》这样的喜剧，直到现在这部文艺片《吉祥如意》，你对自己有一个定位或者规划吗？

大鹏：我还来不及给自己一个定位。我觉得时代的发展很快速，这在我身上作用得尤为明显，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个时代。

我来到北京的时候是2004年，那个时候互联网站还没有视频这个内容，只有图片和文字，当突然有一天科技发展到可以承载在网上看视频的时候，我们突然意识到没有内容给大家看，于是我们自己在网站内部开始拍摄小的节目给大家看，然后被网友们关注和认可，并且有了后面一系列的机会。几年之后，我因为自己创作的内容开始与大家对话和交流，我觉得我来不及给自己做一个定位，或者是来不及去规划一个未来。因为感觉事情很多，一件一件做好是我最大的愿望。

所以那个变化在我身上是很剧烈的，身份的转化也很多，大家看到早期我是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节目里的，后来我开始作为演员，再后来开始作为导演拍电影，这种剧烈的变化，其实是靠大量的工作积累形成的，所以我感觉时间的作用在我的身上非常明显。

记者：会感到自己是被生活和时代推着往前走吗？

大鹏：我觉得这种感觉在我身上会体现得比较明现显，因为我恰好是互联网发展大潮中的一员，见证和参与了很多变化，比如最早没有网剧这个概念，网络电影、网络节目这些都不存在，但是最早的一批恰恰是我参与的，甚至参与制定了某种规则。

记者：你大学的专业是工程管理，为什么走上了文艺道路？

大鹏：在我小时候，我的母亲是县剧团的评剧演员，小的时候我看到她在家里排练，看到她去登台演出，我觉得那件事情很吸引我。但是很快面临评剧团的倒闭，她选择了其他的工作，她的一生都跟她最开始的选择不太一致，所以她才会要求我在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去报一个更多人会去选择的方向。但是大学毕业了之后来到北京，我还是机缘巧合地成为了互联网站音乐频道的编辑，所以接下来一切就就慢慢开始往文艺方向倾斜了。

记者：在拍完《煎饼侠》之后，其实你已经在电影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为什么还选择留在以前的互联网公司？

大鹏：这是我的性格特点。我的家乡是东北吉林省集安市，那个城市非常小，市区人口只有5万人，几乎所有的同龄人彼此都认识。那个城市的地理位置很特别，我从家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山，有一种被山包裹起来的感觉。虽然我知道山的那边有更远的世界，但我认为世界大概都是那样的。直到我上大学的那一年，我到了长春，我从宿舍的窗户望出去一望无际，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很没有安全感。在我心里，家乡的山是一种有形的山，也是一种无形的边界，又或者是一种规则，他塑造了我性格里的一部分。

我判断自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所以其实事情到后来已经很有趣，就是说我是不停地在跟公司续约，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因为大家发展的理念不一致，才离开公司。再举个例子，我的几部电影都是跟同一家电影公司合作，接下来我也会跟他们合作，我觉得我信任一个人，我习惯了这种关系，就应该这样继续下去。这种性格会让我身边的人觉得这个人很辛苦、很沉重，或者很努力，少了一点随意和洒脱。

记者：接下来的规划是什么？

大鹏：2020年我比较明确地意识到时代的变化非常快，我希望自己尽量不要掉队，能够多拍电影。我觉得也许好的电影是拍出来的，而未必是想出来的。可能过去我们还能够接受一个创作者用了几年的时间去孵化一个内容，你更慎重，准备得更充分，但我现在意识到其实你准备得再充分，你在现场还是要解决一些突发情况，那个是能力的体现，但也不代表你准备不充分。我觉得需要找到那个合理的平衡点。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多拍片子，多产出，与其说几年完成一个戏，倒不如说几年完成几个戏。哪怕我几年当中几个戏都没那么好，但有一个好的，我觉得也是在锻炼当中提高，而不是在思考当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