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5日至29日，苏联在伯力对山田乙三、高桥隆笃、平樱全作、三友一男等日本战犯进行审判，也是世界历史上首次对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战犯进行审判，在伸张正义、捍卫世界和平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目前学界主要是依照苏联出版的伯力审判书，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缺乏深入挖掘伯力审判中日本战犯录音档案所见罪行。鉴于此，伪满皇宫博物院从俄罗斯国家录音档案馆征集“伯力审判录音档案”，成为中国首家藏该录音档案的单位。伯力审判录音档案揭露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第100部队自上而下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违反国际公约，使用战俘开展人体活体解剖实验，并蓄意将研制的细菌武器，以“野外演习”之名行细菌战之实。

伯力审判庭审现场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100部队遵照日本天皇敕谕，在日本陆军省命令下，由关东军司令部领导，逐步从防疫给水部、军马防疫厂逐步改编成以“人”和“军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细菌部队。原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在伯力审判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敕令而建”。原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也在庭审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昭和11年（1936年）敕令而建”。日本防卫省公布的档案证实川岛清、山田乙三供述为真。1936年4月，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以关东军司令部名义，向日本陆军省上报《充实在满兵备的建议》，建议将军马防疫厂（即侵华日军第100部队）、防疫给水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强化为细菌战研究机关”。6月2日，陆军省批准《充实在满兵备的建议》。8月1日，关东军司令部向陆军省上报731部队、100部队改编完成。8月3日，陆军大臣和关东军司令部向日本天皇上奏两支部队“改编完成”。由此可见，侵华日军第731部队、100部队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是日本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国家性战争犯罪。

日本战犯在伯力审判中供认曾使用中苏战俘进行人体解剖实验。原100部队第二部技术人员三友一男在伯力审判中，承认自己曾亲自进行人体活体解剖实验，实验对象是3名俄国和中国人。三友一男供述“曾亲自将混有毒菌的食物给被俘的中国人食用，并且是在战俘不知情的前提下服用”，“自己还对一名俄国人进行解剖实验，解剖地点位于100部队的动物解剖场，解剖后的尸体被埋在专门埋牲畜的坑中”。美国国家档案馆藏日军细菌战档案从侧面证实三友一男的供述。原100部队队员安藤敬太郎向盟军司令部证实“100部队人体解剖实验对象有中国、俄国人，时间在1944年至1945年之间，持续约为6个月，实验对象共有二十人”。美国国家档案馆还公布了第731部队、100部队，开展人体活体实验“G”报告、“A”报告。“G”报告（鼻疽菌实验报告）共有21个人体实验的病例报告。被实验的21名受害者主要通过皮肤、鼻腔二种方式感染鼻疽菌，其中经皮肤感染16例、经鼻腔感染5例，病例实验持续4天至105天不等，被实验的受害者全部死亡、尸体体内伴有败血病中毒症状，器官临近部分存在败血病变等。“A”报告（炭疽菌实验报告）共有30个病例，其中通过皮肤感染病例1个、口服感染病例9个，鼻腔呼吸感染病例20个。病例实验持续2天至7天不等，死后尸体出现皮肤溃烂、出现心脏出现萎缩、肝脏出现Ⅲ度浆膜型炎症并伴有出血，支气管弥散引发重度支气管炎症等。

伯力审判中被审判席上的日本战犯，左起分别是 三友一男、川岛清、平樱全作、山田乙三

除了人体活体解剖实验外，伯力审判还揭露侵华日军第731部队、100部队于1943年后，在中苏边境开展“野外演习”。平樱全作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2年7月至8月，100部队派遣村本今野率领30人前往“兴安北省”的三河地区，开展“野外演习”名义下的细菌战，具体在结尔不勒河岸1公里内的土壤和草场上，每隔100米撒上鼻疽菌液。以往学界关注731部队、100部队开展细菌武器的“野外演习”，更多是将其作为准备细菌战或者细菌武器“试验阶段”，容易忽视演习实质上已是战争犯罪。一般而言，交战国在战争中的作战行为并不是无限可为，需要遵循“相称性”和“区别性”原则。所谓相称性，即战争行为获得最大效果的同时对敌方的伤害最小化。100部队在结尔不勒河岸播撒细菌菌液行为并未遵守“相称性”原则，不仅会给河流流经地的普通百姓带来细菌感染风险，而且把长达1000米的河岸土壤感染的细菌甚至会长达数十年，给河流附近的人畜带来长时间的潜在风险。除了“相称性”外，交战国还要遵守“区别性”原则，即不能将非战斗人员的生命财产作战目标，不能实行“无差别”作战。然而，731部队、100部队蓄意将“野外演习”区域内普通牛马、民户作为细菌战的媒介，进而将炭疽、鼻菌病菌感染后，再传染给中苏士兵与军兽。由此判定731部队、100部队进行细菌武器的“野外演习”，超出“战争行为”范畴，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战争犯罪”。

1943年12月后，日本为了扭转败局，要求关东军加快细菌武器量产与实施细菌战的步骤。原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3年12月后，他根据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批准的细菌战计划，命令100部队增设第二部第六科，负责大批生产细菌武器，此时100部队计划生产炭疽菌1000公斤、鼻疽菌500公斤。至1944年3月，高桥隆笃供述“100部队实际生产200公斤炭疽菌、100公斤鼻疽菌”。为更好地实施细菌战，731部队、100部队组建“派遣队”，做好各类细菌战实战准备工作。平樱全作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5年初，自己率队在兴安北省进行细菌学调查。随后在1945年3月，若松有次郎（100部队长）命令我（平樱全作）购买500只羊，90到100只的马和牛，一旦发生战争，将事先购买的牲畜用飞机喷洒方式感染病菌，然后传染至各家的普通家畜，进而传染给中苏士兵与军兽。

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以日本战犯的原音供述，对其违反国际公约，违背医学伦理，开展人体活体解剖实验，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供认不讳。1925年，日本作为《日内瓦公约》的签署国，有义务遵守公约内禁止使用细菌作战的规定。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府仍主张“绝对禁止使用细菌武器，而且军队的平时训练中也必须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然而，一直呼吁“禁止细菌战”的日本却在侵华战争中蓄谋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成为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作者：赵士见 金士成）

编辑：游敏

审核：李文昌

 1949年12月25日至29日，苏联在伯力对山田乙三、高桥隆笃、平樱全作、三友一男等日本战犯进行审判，也是世界历史上首次对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战犯进行审判，在伸张正义、捍卫世界和平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目前学界主要是依照苏联出版的伯力审判书，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缺乏深入挖掘伯力审判中日本战犯录音档案所见罪行。鉴于此，伪满皇宫博物院从俄罗斯国家录音档案馆征集“伯力审判录音档案”，成为中国首家藏该录音档案的单位。伯力审判录音档案揭露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第100部队自上而下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违反国际公约，使用战俘开展人体活体解剖实验，并蓄意将研制的细菌武器，以“野外演习”之名行细菌战之实。

伯力审判庭审现场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100部队遵照日本天皇敕谕，在日本陆军省命令下，由关东军司令部领导，逐步从防疫给水部、军马防疫厂逐步改编成以“人”和“军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细菌部队。原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在伯力审判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敕令而建”。原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也在庭审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昭和11年（1936年）敕令而建”。日本防卫省公布的档案证实川岛清、山田乙三供述为真。1936年4月，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以关东军司令部名义，向日本陆军省上报《充实在满兵备的建议》，建议将军马防疫厂（即侵华日军第100部队）、防疫给水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强化为细菌战研究机关”。6月2日，陆军省批准《充实在满兵备的建议》。8月1日，关东军司令部向陆军省上报731部队、100部队改编完成。8月3日，陆军大臣和关东军司令部向日本天皇上奏两支部队“改编完成”。由此可见，侵华日军第731部队、100部队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是日本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国家性战争犯罪。

日本战犯在伯力审判中供认曾使用中苏战俘进行人体解剖实验。原100部队第二部技术人员三友一男在伯力审判中，承认自己曾亲自进行人体活体解剖实验，实验对象是3名俄国和中国人。三友一男供述“曾亲自将混有毒菌的食物给被俘的中国人食用，并且是在战俘不知情的前提下服用”，“自己还对一名俄国人进行解剖实验，解剖地点位于100部队的动物解剖场，解剖后的尸体被埋在专门埋牲畜的坑中”。美国国家档案馆藏日军细菌战档案从侧面证实三友一男的供述。原100部队队员安藤敬太郎向盟军司令部证实“100部队人体解剖实验对象有中国、俄国人，时间在1944年至1945年之间，持续约为6个月，实验对象共有二十人”。美国国家档案馆还公布了第731部队、100部队，开展人体活体实验“G”报告、“A”报告。“G”报告（鼻疽菌实验报告）共有21个人体实验的病例报告。被实验的21名受害者主要通过皮肤、鼻腔二种方式感染鼻疽菌，其中经皮肤感染16例、经鼻腔感染5例，病例实验持续4天至105天不等，被实验的受害者全部死亡、尸体体内伴有败血病中毒症状，器官临近部分存在败血病变等。“A”报告（炭疽菌实验报告）共有30个病例，其中通过皮肤感染病例1个、口服感染病例9个，鼻腔呼吸感染病例20个。病例实验持续2天至7天不等，死后尸体出现皮肤溃烂、出现心脏出现萎缩、肝脏出现Ⅲ度浆膜型炎症并伴有出血，支气管弥散引发重度支气管炎症等。

伯力审判中被审判席上的日本战犯，左起分别是 三友一男、川岛清、平樱全作、山田乙三

除了人体活体解剖实验外，伯力审判还揭露侵华日军第731部队、100部队于1943年后，在中苏边境开展“野外演习”。平樱全作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2年7月至8月，100部队派遣村本今野率领30人前往“兴安北省”的三河地区，开展“野外演习”名义下的细菌战，具体在结尔不勒河岸1公里内的土壤和草场上，每隔100米撒上鼻疽菌液。以往学界关注731部队、100部队开展细菌武器的“野外演习”，更多是将其作为准备细菌战或者细菌武器“试验阶段”，容易忽视演习实质上已是战争犯罪。一般而言，交战国在战争中的作战行为并不是无限可为，需要遵循“相称性”和“区别性”原则。所谓相称性，即战争行为获得最大效果的同时对敌方的伤害最小化。100部队在结尔不勒河岸播撒细菌菌液行为并未遵守“相称性”原则，不仅会给河流流经地的普通百姓带来细菌感染风险，而且把长达1000米的河岸土壤感染的细菌甚至会长达数十年，给河流附近的人畜带来长时间的潜在风险。除了“相称性”外，交战国还要遵守“区别性”原则，即不能将非战斗人员的生命财产作战目标，不能实行“无差别”作战。然而，731部队、100部队蓄意将“野外演习”区域内普通牛马、民户作为细菌战的媒介，进而将炭疽、鼻菌病菌感染后，再传染给中苏士兵与军兽。由此判定731部队、100部队进行细菌武器的“野外演习”，超出“战争行为”范畴，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战争犯罪”。

1943年12月后，日本为了扭转败局，要求关东军加快细菌武器量产与实施细菌战的步骤。原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3年12月后，他根据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批准的细菌战计划，命令100部队增设第二部第六科，负责大批生产细菌武器，此时100部队计划生产炭疽菌1000公斤、鼻疽菌500公斤。至1944年3月，高桥隆笃供述“100部队实际生产200公斤炭疽菌、100公斤鼻疽菌”。为更好地实施细菌战，731部队、100部队组建“派遣队”，做好各类细菌战实战准备工作。平樱全作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5年初，自己率队在兴安北省进行细菌学调查。随后在1945年3月，若松有次郎（100部队长）命令我（平樱全作）购买500只羊，90到100只的马和牛，一旦发生战争，将事先购买的牲畜用飞机喷洒方式感染病菌，然后传染至各家的普通家畜，进而传染给中苏士兵与军兽。

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以日本战犯的原音供述，对其违反国际公约，违背医学伦理，开展人体活体解剖实验，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供认不讳。1925年，日本作为《日内瓦公约》的签署国，有义务遵守公约内禁止使用细菌作战的规定。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府仍主张“绝对禁止使用细菌武器，而且军队的平时训练中也必须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然而，一直呼吁“禁止细菌战”的日本却在侵华战争中蓄谋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成为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作者：赵士见 金士成）

编辑：游敏

审核：李文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