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从几件往事看毛泽东的领导智慧
学习党史
★★★★★
作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 积累了极为丰富的领导经验, 形成了许多特色鲜明又卓有成效的领导智慧和工作方法。这些经验和智慧, 对于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对于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 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这里, 给大家提供一组材料, 其中也包含了我个人对这些材料的若干思考, 希望对读者有所启示。
一、1944年的一封电报
——既可集思, 又可知人
1944年7月28日, 毛泽东给七个地方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负责人发了一封不短的电报。电文开门见山:“下列问题, 请予电复。”电文通篇皆是问题, 计有十项, 三十五个, 近一千字。最后要求:“以上十项提问, 请作一次或分作几次答复 (每项不必太详, 以能扼要说明问题为限) , 以便中央在今年秋能对其中几项工作作恰当的指示。”
这封电报的主要目的很明确, 就是为中央在1944年秋天制定正确的政策寻求依据, 做一个调查。电文罗列的, 是毛泽东在梳理自己思考的或感觉到需要解决而目前尚未有成熟和明确判断的问题。把这些问题同各个根据地的负责人通通气、吹吹风, 既可以请在一线工作、更了解实际情况的地方负责人帮助出主意、想办法, 也可以使分散于各地的他们及时了解中央考虑和关注的事情, 知道中央下一步制定政策的重点将放在哪些方面。这样做, 显然有助于具体指导和促进各地的工作, 有助于促成中央和地方的良性互动。
电文内容和写法值得一说。
第一, 电文所列问题, 对各地负责人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水平, 是一个检验。毛泽东想要了解的, 不是单个方面的工作情况。他既要求反映某些政策下发后的执行情况, 又要求回答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同时还要求发表对这些新情况的看法和解决新问题的思路。怎样回答这些问题, 对接受电报的负责人来说, 自然是个挑战, 非得下点功夫不可。
第二, 提出的问题都很明确具体, 直奔主题, 回答时不可能虚与应付。有的话题, 更是层层追问, 每一句话都是一个问号。如:“党外人士是否对我们发生不满, 其不满之点主要是什么?他们是否感到有职无权, 如何使他们有职有权?如何使他们经过参议会、座谈会、参加政府工作与社会事业, 把他们进一步团结起来?”这样的提问, 答复时很难回避、绕弯子, 必须有所调查并熟悉详情才可能提出意见。
第三, 电文提出问题的方式, 也给各地负责人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电文中没有特意往哪个方面引导的问句, 言语间不显露发电人的倾向性。诸如, 关于“三三制”推行后的情况, 毛泽东既问“是否生长了一种‘左’的现象”, 又问“右的现象是些什么”。关于大生产运动后的情况, 问题是:“是否已经看得见战士及工作人员的生活有了相当改善?或者还是很苦的?”电文中的问题, 大都是要求回答缺点、不足和面临的困难, 而不是摆成绩。这些都有利于各地负责人大胆反映真实情况, 说出自己的真实意见。
毛泽东发这封电报, 当然是为了集思广益、群智群策和求得上下沟通、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之效。同时, 是不是也可以起到观察、考量和品鉴干部的作用呢?这是很自然的一个效果。接受电报的负责人, 都是主政一方的根据地的党的一把手, 毛泽东收到他们的答复之后, 会有个比较, 吸收到中央决策中的内容, 也会有的多一些, 有的少一些。由此对他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水平, 也会有进一步的了解。
电报发出后, 各根据地均陆续作了答复。毛泽东于1944年12月15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发表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报告, 其中许多内容便是从这封电报列的十个问题演变而来, 明显吸收了各地答复的意见。在作完这个报告后不久, 毛泽东还从各地答复中央电报的材料中, 选择了一些加以转发。这样做, 一则是表彰各地负责同志为中央决策作出的贡献, 二则也是对各地从实践中创造和总结出来的经验加以介绍与推广。
二、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提出十七条可能遇到并要准备吃亏的难事
——设想困难, 有备无患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 形势一片大好。但是, 毛泽东在5月31日作大会结论报告时, 却出乎大家的意料说, 要“准备吃亏”。他一口气讲了十七条——
要准备挨外国人的骂;国内大骂;准备被他们 (蒋介石国民党) 占去几大块根据地;准备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伪军欢迎蒋介石;爆发内战;外国干涉, 帮助蒋介石打我们;外国不承认我们;形势不利于我们时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天灾流行, 赤地千里;经济上没有搞好, 发生经济困难;日本军队集中到华北, 挤压我们;国民党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党的领导机关发生分歧;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在讲了十七条困难后, 毛泽东也讲了八条“一定要胜利”的光明面。包括:暂时吃亏, 最终胜利;此处失败, 彼处胜利;一些人跑了, 一些人来了;一些人死了, 一些人活着;经济困难让我们学会做经济工作;克服天灾, 太行根据地有经验;党内发生纠纷, 使我们得到锻炼;没有国际援助, 学会自力更生。这八条讲光明, 不是抽象地谈必然规律, 也不是主观地描绘蓝图, 都是与困难并存的, 或者是从困难中引申发展出来的。
毛泽东在谈到为什么要设想这么些困难时解释说:“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 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 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毛泽东设想的十七条困难,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 有的果然遭遇了, 有的是部分地出现了。如, 内战在一年后确实爆发了;解放战争初期, 有的根据地让国民党军队占去了, 等等。
在十七条困难中, 最后一条是“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就是提醒人们, 不要只注意设想到的困难, 还要注意设想不到的困难, 这样当没设想到的困难到来的时候, 才会因为事前有精神准备而不至于惊慌失措。准备最坏的, 更有利于争取最好的, 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工作的辩证法, 也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和做法。用他的话来说, 就是“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毛泽东在七大上讲十七条困难, 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 在七大代表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也深深影响了那一代领导干部。七大代表、后来担任过煤炭工业部部长的高扬文在晚年这样回忆说:“虽然以后这些困难并未全部出现, 但有应付困难的准备, 就有了胜利的保证。”
三、1959年初亲自主抓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
——看得到, 抓得起
1959年初, 有一件大事困扰着毛泽东。1958年, 都说粮食丰收了, 但转过年来不少地方却在喊缺粮、缺油、缺肉。为何如此?
恰好这个时候, 广东省委报来的一份材料启发了毛泽东, 使他从粮食紧张的现象中发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公社成立后, 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 ‘拿走他们的粮食’。”
毛泽东对这个判断起初没有多大把握, 但既然感觉到问题所在, 就必须弄个究竟, 看看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准确。2月23日, 毛泽东一路南下, 调查求证, 先后同河北、天津、山东等省市领导座谈, 又找来一些公社书记和生产队长座谈。26日到郑州, 毛泽东两次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和想法, 同河南省委的领导和一些地委书记“吹了吹风”。大概是获得了共鸣, 毛泽东心里有了底, 就想趁势解决这个问题, 由此决定在郑州召开一次会议, 讨论一下1958年秋季成立人民公社以来发生的“共产风”, 以确定公社的所有制关系。这次会议即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又称“第二次郑州会议”。
在2月27日下午的会议上, 毛泽东把“共产风”概括为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 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他提出公社应当下放权力, 实行三级核算, 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但与会者的反应却很复杂, 出乎毛泽东的意料。
例如, 一些省委书记就想不通。王任重在日记里说:“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 使人一惊, 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次主席谈话, 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与此同时, 参加河南省四级干部会议的县、公社干部们大多承认毛泽东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 但说到要纠正, 却明确表示“弯子转得太陡”“思想毫无准备”。有的干部甚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是倒退了, 对农民太让步啦”“这是‘右倾’”。
毛泽东3月1日上午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写信说:“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 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 似乎颇有些不通, 觉得有些不对头, 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 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 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 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 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
如果不能同省委书记们形成共识, 就不可能及时纠正“共产风”, 调整公社所有制关系。3月1日下午, 毛泽东召集所有与会的省、市委书记们开会,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渐渐形成了共识。毛泽东还提议把河南四级干部会议讨论的原始记录 (其中大多是干部明确表示不同意政策调整的原话) 寄给各省, 并说:“先让他们辩论一下”, 以提倡先让人们敞开思想谈真实意见, 这样转过来的弯子, 才是可靠的。如果一开始就由领导定调, 基层干部们表面上通了, 真正落实起来, 肯定会打折扣的。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拟了一个整顿人民公社的方案。为慎重起见, 也为了在中央领导层取得共识, 毛泽东请在北京的周恩来、陈云、陈毅、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等人, 于3月2日下午赶到郑州参加会议。这样, 会议最终形成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针:“统一领导, 队为基础;分级管理, 权力下放;三级核算, 各计盈亏;分配计划, 由社决定;适当积累, 合理调剂;物资劳动, 等价交换;按劳分配, 承认差别。”
3月2日晚上, 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会议, 研究如何传达郑州会议精神。王任重的日记记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二号晚上, 主席又找大家去, 当面宣布几项结论, 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 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言观色, 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 主席写了三封信, 申述了他的主张, 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 看来, 主席抓得很紧。
3月5日会议结束后, 毛泽东重点抓会议精神的贯彻。他发现个别地方的领导干部还不敢把郑州会议的要点一竿子捅到生产队和群众当中。于是, 他四次致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 并连续批阅、转发河南、湖北等十多个省报来的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的讨论材料, 或比较异同, 或介绍经验, 还亲临湖北、江西指导。根据群众提出的问题, 毛泽东和中央又进一步完善了郑州会议中的一些决策。从3月6日到3月31日, 围绕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决定, 毛泽东写信、批注或转发文件33件 (封) 。以上数字, 属不完全统计。在他看来, 解决问题, 议而不决, 决而不行, 是领导工作的大忌。
毛泽东这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眼光、魄力和方法, 可以概括为“看得到, 抓得起”。对这六个字, 毛泽东在1964年10月修改陈伯达的一个讲话稿上加写的一段话中, 曾作了这样的阐发——
凡办事, 要看得到, 抓得起。要有这两种能力。凡办事, 首先要看得到。如果那件事连看都没有看到, 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有许多人, 对于当前已经出现了苗头, 甚至大量出现了的事实, 缺乏看到的能力 (感觉和理解) , 当然谈不到抓起来做的问题……至于抓得起, 是指抓全局, 更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 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 不是没有看到, 甚至著书立说, 长篇大论。至于做, 他就抓不起来了, 或者抓了片断面, 忘了全面。说到抓, 既要抓得起, 又要抓得对, 又要抓得紧。抓不起, 等于不抓。抓不对, 就要坏事。抓得不紧, 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对不对的问题。看得不对, 等于不看, 或者还要坏。
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次倡导“只唱一出《香山记》”
——分清主次, 突出重点
明朝戏剧家罗懋登写过一部传奇《观世音修行香山记》, 简称《香山记》。毛泽东对剧中“不唱天来不唱地, 只唱一出《香山记》”这两句开场戏文印象深刻,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多次谈到, 并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做了引申, 提出“这个方法要普遍运用”。
“不唱天来不唱地, 只唱一出《香山记》”, 并不是说在做某件事的时候, 对其他事情一概不管不顾, 而是说领导干部在一段时间里, 想事情, 看问题, 定政策, 抓工作, 应突出重点, 善于抓主要矛盾、主要任务, 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如果再往深处理解, 毛泽东还曾根据中心工作的需要, 用以下一些说法, 来阐发“只唱一出《香山记》”的意思。
一是“不要四面出击”。这是毛泽东1950年6月6日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一个口号。新中国成立之初, 头绪繁多, 要紧的事很多。而七届三中全会最终确定的主题, 则是毛泽东提交的书面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因为国家财政经济工作能否好转, 是关系到新生政权能不能立得稳的关键问题。为此, 毛泽东在说明这个主题报告的时候特别强调:“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 全国紧张, 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 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 有所缓和, 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这里讲“不要四面出击”, 就是要在诸多事务中, 分清主次先后、轻重缓急, 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大为、有所小为, 目的是不要把社会关系搞得过于紧张而影响经济恢复, 以利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这个中心任务。
二是“反对多端寡要”。1959年3月, 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 谈到袁绍败于曹操的一个原因是“多端寡要”。他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 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 要告诉他们, 不要多端寡要。”“端可以多, 但是要抓住要点, 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年6月, 毛泽东同吴冷西谈话时又说道:“要反对多端寡要, 没有要点, 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
三是“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毛泽东在1959年4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一开始就说:“别的事我不讲, 只讲工作方法。”其中说道:“搞经济计划, 要有重点, 有重点就有政策, 没有重点, 平均分配, 就无所谓政策。这是很好的经验, 跟我们历来搞政治、搞军事相适合。总要有重点, 一个时期总要搞个重点嘛。”毛泽东这里讲的“没有重点就无所谓政策”, 是希望制定政策要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如果泛泛而论, 在政策中过多挟带这也重要那也重要、这也要做那也要做的要求, 把“重点”湮没在“全面”之中, 落实起来, 真正想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的目标就可能要打折扣。
从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来看, 他确实习惯集中一段时间抓必须做的和看准了的关键大事、急要之务, 而且抓住不放, 抓得很细, 反复谈话, 沟通思想, 达成共识。即使下面已经执行了, 他还常常转发材料, 推广典型, 以使大家加深对此急要之务的认识并交流贯彻执行的经验。这种做法有利于把问题搞透, 把工作做深, 把事情办好。
（陈晋：长安街读书会成员、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陈晋：从几件往事看毛泽东的领导智慧
学习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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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 积累了极为丰富的领导经验, 形成了许多特色鲜明又卓有成效的领导智慧和工作方法。这些经验和智慧, 对于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对于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 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这里, 给大家提供一组材料, 其中也包含了我个人对这些材料的若干思考, 希望对读者有所启示。
一、1944年的一封电报
——既可集思, 又可知人
1944年7月28日, 毛泽东给七个地方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负责人发了一封不短的电报。电文开门见山:“下列问题, 请予电复。”电文通篇皆是问题, 计有十项, 三十五个, 近一千字。最后要求:“以上十项提问, 请作一次或分作几次答复 (每项不必太详, 以能扼要说明问题为限) , 以便中央在今年秋能对其中几项工作作恰当的指示。”
这封电报的主要目的很明确, 就是为中央在1944年秋天制定正确的政策寻求依据, 做一个调查。电文罗列的, 是毛泽东在梳理自己思考的或感觉到需要解决而目前尚未有成熟和明确判断的问题。把这些问题同各个根据地的负责人通通气、吹吹风, 既可以请在一线工作、更了解实际情况的地方负责人帮助出主意、想办法, 也可以使分散于各地的他们及时了解中央考虑和关注的事情, 知道中央下一步制定政策的重点将放在哪些方面。这样做, 显然有助于具体指导和促进各地的工作, 有助于促成中央和地方的良性互动。
电文内容和写法值得一说。
第一, 电文所列问题, 对各地负责人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水平, 是一个检验。毛泽东想要了解的, 不是单个方面的工作情况。他既要求反映某些政策下发后的执行情况, 又要求回答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同时还要求发表对这些新情况的看法和解决新问题的思路。怎样回答这些问题, 对接受电报的负责人来说, 自然是个挑战, 非得下点功夫不可。
第二, 提出的问题都很明确具体, 直奔主题, 回答时不可能虚与应付。有的话题, 更是层层追问, 每一句话都是一个问号。如:“党外人士是否对我们发生不满, 其不满之点主要是什么?他们是否感到有职无权, 如何使他们有职有权?如何使他们经过参议会、座谈会、参加政府工作与社会事业, 把他们进一步团结起来?”这样的提问, 答复时很难回避、绕弯子, 必须有所调查并熟悉详情才可能提出意见。
第三, 电文提出问题的方式, 也给各地负责人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电文中没有特意往哪个方面引导的问句, 言语间不显露发电人的倾向性。诸如, 关于“三三制”推行后的情况, 毛泽东既问“是否生长了一种‘左’的现象”, 又问“右的现象是些什么”。关于大生产运动后的情况, 问题是:“是否已经看得见战士及工作人员的生活有了相当改善?或者还是很苦的?”电文中的问题, 大都是要求回答缺点、不足和面临的困难, 而不是摆成绩。这些都有利于各地负责人大胆反映真实情况, 说出自己的真实意见。
毛泽东发这封电报, 当然是为了集思广益、群智群策和求得上下沟通、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之效。同时, 是不是也可以起到观察、考量和品鉴干部的作用呢?这是很自然的一个效果。接受电报的负责人, 都是主政一方的根据地的党的一把手, 毛泽东收到他们的答复之后, 会有个比较, 吸收到中央决策中的内容, 也会有的多一些, 有的少一些。由此对他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水平, 也会有进一步的了解。
电报发出后, 各根据地均陆续作了答复。毛泽东于1944年12月15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发表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报告, 其中许多内容便是从这封电报列的十个问题演变而来, 明显吸收了各地答复的意见。在作完这个报告后不久, 毛泽东还从各地答复中央电报的材料中, 选择了一些加以转发。这样做, 一则是表彰各地负责同志为中央决策作出的贡献, 二则也是对各地从实践中创造和总结出来的经验加以介绍与推广。
二、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提出十七条可能遇到并要准备吃亏的难事
——设想困难, 有备无患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 形势一片大好。但是, 毛泽东在5月31日作大会结论报告时, 却出乎大家的意料说, 要“准备吃亏”。他一口气讲了十七条——
要准备挨外国人的骂;国内大骂;准备被他们 (蒋介石国民党) 占去几大块根据地;准备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伪军欢迎蒋介石;爆发内战;外国干涉, 帮助蒋介石打我们;外国不承认我们;形势不利于我们时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天灾流行, 赤地千里;经济上没有搞好, 发生经济困难;日本军队集中到华北, 挤压我们;国民党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党的领导机关发生分歧;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在讲了十七条困难后, 毛泽东也讲了八条“一定要胜利”的光明面。包括:暂时吃亏, 最终胜利;此处失败, 彼处胜利;一些人跑了, 一些人来了;一些人死了, 一些人活着;经济困难让我们学会做经济工作;克服天灾, 太行根据地有经验;党内发生纠纷, 使我们得到锻炼;没有国际援助, 学会自力更生。这八条讲光明, 不是抽象地谈必然规律, 也不是主观地描绘蓝图, 都是与困难并存的, 或者是从困难中引申发展出来的。
毛泽东在谈到为什么要设想这么些困难时解释说:“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 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 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毛泽东设想的十七条困难,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 有的果然遭遇了, 有的是部分地出现了。如, 内战在一年后确实爆发了;解放战争初期, 有的根据地让国民党军队占去了, 等等。
在十七条困难中, 最后一条是“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就是提醒人们, 不要只注意设想到的困难, 还要注意设想不到的困难, 这样当没设想到的困难到来的时候, 才会因为事前有精神准备而不至于惊慌失措。准备最坏的, 更有利于争取最好的, 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工作的辩证法, 也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和做法。用他的话来说, 就是“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毛泽东在七大上讲十七条困难, 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 在七大代表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也深深影响了那一代领导干部。七大代表、后来担任过煤炭工业部部长的高扬文在晚年这样回忆说:“虽然以后这些困难并未全部出现, 但有应付困难的准备, 就有了胜利的保证。”
三、1959年初亲自主抓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
——看得到, 抓得起
1959年初, 有一件大事困扰着毛泽东。1958年, 都说粮食丰收了, 但转过年来不少地方却在喊缺粮、缺油、缺肉。为何如此?
恰好这个时候, 广东省委报来的一份材料启发了毛泽东, 使他从粮食紧张的现象中发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公社成立后, 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 ‘拿走他们的粮食’。”
毛泽东对这个判断起初没有多大把握, 但既然感觉到问题所在, 就必须弄个究竟, 看看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准确。2月23日, 毛泽东一路南下, 调查求证, 先后同河北、天津、山东等省市领导座谈, 又找来一些公社书记和生产队长座谈。26日到郑州, 毛泽东两次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和想法, 同河南省委的领导和一些地委书记“吹了吹风”。大概是获得了共鸣, 毛泽东心里有了底, 就想趁势解决这个问题, 由此决定在郑州召开一次会议, 讨论一下1958年秋季成立人民公社以来发生的“共产风”, 以确定公社的所有制关系。这次会议即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又称“第二次郑州会议”。
在2月27日下午的会议上, 毛泽东把“共产风”概括为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 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他提出公社应当下放权力, 实行三级核算, 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但与会者的反应却很复杂, 出乎毛泽东的意料。
例如, 一些省委书记就想不通。王任重在日记里说:“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 使人一惊, 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次主席谈话, 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与此同时, 参加河南省四级干部会议的县、公社干部们大多承认毛泽东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 但说到要纠正, 却明确表示“弯子转得太陡”“思想毫无准备”。有的干部甚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是倒退了, 对农民太让步啦”“这是‘右倾’”。
毛泽东3月1日上午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写信说:“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 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 似乎颇有些不通, 觉得有些不对头, 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 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 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 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 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
如果不能同省委书记们形成共识, 就不可能及时纠正“共产风”, 调整公社所有制关系。3月1日下午, 毛泽东召集所有与会的省、市委书记们开会,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渐渐形成了共识。毛泽东还提议把河南四级干部会议讨论的原始记录 (其中大多是干部明确表示不同意政策调整的原话) 寄给各省, 并说:“先让他们辩论一下”, 以提倡先让人们敞开思想谈真实意见, 这样转过来的弯子, 才是可靠的。如果一开始就由领导定调, 基层干部们表面上通了, 真正落实起来, 肯定会打折扣的。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拟了一个整顿人民公社的方案。为慎重起见, 也为了在中央领导层取得共识, 毛泽东请在北京的周恩来、陈云、陈毅、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等人, 于3月2日下午赶到郑州参加会议。这样, 会议最终形成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针:“统一领导, 队为基础;分级管理, 权力下放;三级核算, 各计盈亏;分配计划, 由社决定;适当积累, 合理调剂;物资劳动, 等价交换;按劳分配, 承认差别。”
3月2日晚上, 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会议, 研究如何传达郑州会议精神。王任重的日记记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二号晚上, 主席又找大家去, 当面宣布几项结论, 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 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言观色, 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 主席写了三封信, 申述了他的主张, 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 看来, 主席抓得很紧。
3月5日会议结束后, 毛泽东重点抓会议精神的贯彻。他发现个别地方的领导干部还不敢把郑州会议的要点一竿子捅到生产队和群众当中。于是, 他四次致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 并连续批阅、转发河南、湖北等十多个省报来的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的讨论材料, 或比较异同, 或介绍经验, 还亲临湖北、江西指导。根据群众提出的问题, 毛泽东和中央又进一步完善了郑州会议中的一些决策。从3月6日到3月31日, 围绕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决定, 毛泽东写信、批注或转发文件33件 (封) 。以上数字, 属不完全统计。在他看来, 解决问题, 议而不决, 决而不行, 是领导工作的大忌。
毛泽东这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眼光、魄力和方法, 可以概括为“看得到, 抓得起”。对这六个字, 毛泽东在1964年10月修改陈伯达的一个讲话稿上加写的一段话中, 曾作了这样的阐发——
凡办事, 要看得到, 抓得起。要有这两种能力。凡办事, 首先要看得到。如果那件事连看都没有看到, 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有许多人, 对于当前已经出现了苗头, 甚至大量出现了的事实, 缺乏看到的能力 (感觉和理解) , 当然谈不到抓起来做的问题……至于抓得起, 是指抓全局, 更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 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 不是没有看到, 甚至著书立说, 长篇大论。至于做, 他就抓不起来了, 或者抓了片断面, 忘了全面。说到抓, 既要抓得起, 又要抓得对, 又要抓得紧。抓不起, 等于不抓。抓不对, 就要坏事。抓得不紧, 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对不对的问题。看得不对, 等于不看, 或者还要坏。
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次倡导“只唱一出《香山记》”
——分清主次, 突出重点
明朝戏剧家罗懋登写过一部传奇《观世音修行香山记》, 简称《香山记》。毛泽东对剧中“不唱天来不唱地, 只唱一出《香山记》”这两句开场戏文印象深刻,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多次谈到, 并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做了引申, 提出“这个方法要普遍运用”。
“不唱天来不唱地, 只唱一出《香山记》”, 并不是说在做某件事的时候, 对其他事情一概不管不顾, 而是说领导干部在一段时间里, 想事情, 看问题, 定政策, 抓工作, 应突出重点, 善于抓主要矛盾、主要任务, 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如果再往深处理解, 毛泽东还曾根据中心工作的需要, 用以下一些说法, 来阐发“只唱一出《香山记》”的意思。
一是“不要四面出击”。这是毛泽东1950年6月6日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一个口号。新中国成立之初, 头绪繁多, 要紧的事很多。而七届三中全会最终确定的主题, 则是毛泽东提交的书面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因为国家财政经济工作能否好转, 是关系到新生政权能不能立得稳的关键问题。为此, 毛泽东在说明这个主题报告的时候特别强调:“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 全国紧张, 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 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 有所缓和, 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这里讲“不要四面出击”, 就是要在诸多事务中, 分清主次先后、轻重缓急, 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大为、有所小为, 目的是不要把社会关系搞得过于紧张而影响经济恢复, 以利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这个中心任务。
二是“反对多端寡要”。1959年3月, 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 谈到袁绍败于曹操的一个原因是“多端寡要”。他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 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 要告诉他们, 不要多端寡要。”“端可以多, 但是要抓住要点, 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年6月, 毛泽东同吴冷西谈话时又说道:“要反对多端寡要, 没有要点, 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
三是“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毛泽东在1959年4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一开始就说:“别的事我不讲, 只讲工作方法。”其中说道:“搞经济计划, 要有重点, 有重点就有政策, 没有重点, 平均分配, 就无所谓政策。这是很好的经验, 跟我们历来搞政治、搞军事相适合。总要有重点, 一个时期总要搞个重点嘛。”毛泽东这里讲的“没有重点就无所谓政策”, 是希望制定政策要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如果泛泛而论, 在政策中过多挟带这也重要那也重要、这也要做那也要做的要求, 把“重点”湮没在“全面”之中, 落实起来, 真正想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的目标就可能要打折扣。
从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来看, 他确实习惯集中一段时间抓必须做的和看准了的关键大事、急要之务, 而且抓住不放, 抓得很细, 反复谈话, 沟通思想, 达成共识。即使下面已经执行了, 他还常常转发材料, 推广典型, 以使大家加深对此急要之务的认识并交流贯彻执行的经验。这种做法有利于把问题搞透, 把工作做深, 把事情办好。
（陈晋：长安街读书会成员、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