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2月24日，苏联作家康斯坦丁·费定诞生。
费定出生在萨拉托夫，父亲开了一家文具店。在父亲的坚持下，费定考入商业学院学习经济，但他内心对文学充满热情。1913年他发表了一些幽默小作品。为了学习德语，1914年，费定去德国留学，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回国。他担任过红军和地方报刊编辑，国内战争期间创作了许多政论、 特写和短篇小说。1921年，费定因短篇小说《果园》第一次获奖，著名作家扎米亚金高度评价这个文学新秀，赞扬他的写作“如布宁一般惊人地成熟”。
费定在1924年发表的成名作《城与年》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在革命年代，一个不想死的人应该怎么办？
关于小说《城与年》（节选）
（苏联）费定
我的小说所反映的是另一个时代。我所描写的德国人还没有触到希特勒的铁腕统治。如果可以这么说，那么在那一时期一切都比较缓和。但是《城与年》中的冯·米林·舍瑙中尉已经在苏俄各族人民间种下了仇恨，把俄国农民吊在树上，他“扮演”了反革命头目的小角色。回到自己的老家，他又用刀把一幅富于田园诗意的油画《纽伦堡德国博物馆的庭院》毁了。他这样做是有个人动机的，出于对画家的恨。画家是他的同胞，战后成为革命者，但是现在他的举动另有用意。
纽伦堡已经不再作为缅怀过去的富于田园诗意的纪念碑而存在，它已成为纳粹暴行的象征。我想可以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像冯·米林·舍瑙这样的人也未尝不会得到一枚希特勒党的金质奖章。可以想象，如果魏玛时期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少一些像保罗·亨宁这样唯帝国之命是从的百姓，德国社会民主党当初未必那么热中于给希特勒分子扫清道路，过后也未必会那么奴颜婢膝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他们。甚至如果在日耳曼帝国时代不存在医生在战俘营的战俘身上试验新的麻醉剂，像《城与年》中的老主任医师实际做的那样，将费多尔·列片丁的残肢截去，那么在德国医学上也未必出现希特勒分子在战俘身上做毒药的药性实验与毒气的窒息试验。
像这种就我们现在对德国军国主义分子的了解以及他们在帝国时代的情况彼此类似，互相呼应的例子，在我的小说中可以找到不少。如果只谈写德国的那些章节，那么我认为这些章节的内容涉及纳粹主义给世界带来灾难的根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国主义分子排斥人类实质的那些本质，那么，现在，在希特勒统治下，也完全排斥它。
《城与年》德译本遭到二十年代德国保守派报刊的敌视。三十年代，小说被付之一炬。
这就是这部有许多篇幅描写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小说的经历。
我在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有机会重新看到德国。我穿过被毁的柏林以及勃兰登堡、萨克森、图林根、巴伐利亚等城市，来到纽伦堡。在城堡的断垣残壁和塔楼的废墟上堆着大堆的垃圾。那从来不曾招徕过游客的僵化的中世纪的浪漫色彩的梦，如今也烟消云散了。山上的碎石中间，有些地方留下人脚那么宽的羊肠小路。街道也荡然无存了。只有被炮弹片打穿的汉斯·萨克斯汉斯·萨克斯的铜像，依旧露出嘲讽的微笑。如果这座过去的纽伦堡城依旧吸引新的游客，那么他们的兴趣已经不在旧时的纪念碑了。
在这里庄严地完成了东西南北方各方人士所期望的事，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为从侵略者铁蹄下解放自己的祖国，曾经进行过殊死的战斗。在这里对主要战犯——德国纳粹主义头目进行了审判。在这里对曾经作为酷刑象征，鼓吹暴行，反对自由、反对人的尊严的纽伦堡进行审判。那些在二十世纪崇拜“铁血少女”塔里的中世纪刑具，用刽子手熟练的双手完善这些刑具并用来残酷折磨世界各国人民的人，如今他们自己坐在被告席上，面对国际军事法庭听候审判。
一九四五年胜利之后不久，似乎存在一种永远根除德国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危险的共同的坚强决心。似乎被击溃的希特勒残余分子永远不会东山再起。众所周知，事情却恰恰相反。
那些把德国法西斯分子——主要战犯从监狱押上纽伦堡国际法庭的美国武装警察，正是他们，在对这些战犯进行审判后不久，就把希特勒的将领、希特勒溃军的幸存者，从监狱里释放了。昨天审判法西斯主义的“审判官”，摇身一变成了他们的保护者、热心人，昨天的敌人，如今坐在一起——共商新战争的计划。
党卫军分子的铁蹄又重新在西德辉绿岩铺就的马路上咔咔地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又重新在议会里为他们妄图争霸世界的美国新主子摇旗呐喊。鲁尔的烟囱又冒出浓烟，海外的经济巨头曾经帮助克虏伯在《凡尔赛和约》之后东山再起，现在又在《波茨坦条约》之后将他从废墟中扶植起来。
似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完全重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一切。事实上并非如此。
现在每当我看着德国自由的年轻人的眼睛，我常常看到一九一八年我在柏林遇到的年轻的斯巴达克团成员的眼睛中第一次看到的那种使我又惊又喜的闪光。这种闪光从来不曾熄灭过。德国共产党人在与诺斯克血腥时代直至兴登堡的“铁腕”统治所做的长期斗争中，在希特勒和希姆莱的集中营里，一直闪着这种火花，在长期侨居国外时保留着它，现在这火花又在新的德国的男女青年的目光中闪烁。这眼睛中的闪光意味着为保卫和平事业做好准备，忠于劳动人民、忠于国际主义。这闪光意味着痛恨战争、痛恨不公正和虚伪的资本主义。
我要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我将注视着德国生活中发生的时而艰巨、时而可怕，但是时而鼓舞人心的可喜变化。
《城与年》只部分地反映了这条道路。我清楚地看到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只能是那个时期两个世界画面中一小部分形象的反映。安德烈·斯塔尔佐夫感受到战前孤立无援的恐怖。他认为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是有一次他突然下决定，准备战死。但他周围有些人痛恨战争并不亚于他，甚至比他更厉害。他们决心投入战斗完全出于另一种原因。他们在战争中不是求死，而是寻求人类摆脱一次又一次新战争危险。他们的幸福系于胜利的结局。他们是现在捍卫和平的人们的先行者、父辈，他们满怀信心组织保卫和平的事业，他们懂得和平——只靠愿望还不够，要通过斗争来捍卫。这样的人物在小说里很不够，与他们性格相近的其他人物当然不能弥补他们的不足。我懂得这一不足，以及由此产生的《城与年》的缺点。
超越小说所涉及的事件范围的许多感受激起我写了这篇长文。这些感受把我和现在的读者联系起来。
多数读者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都只是从书本和小说中了解到的。而对我来说，却是亲身经历，像大多数人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我所看到的一切，有许多只能在当时看到。有些我当时不甚了然甚至误解的事，都和小说中描写的历史事件一样成为过去了。
如果我不是三十年前，而是现在写这部小说，对许多事我可能有另外的看法。导致小说结构“错乱”的安德烈·斯塔尔佐夫的精神错乱，也许只是小说的主题之一，不妨碍再写这以后发生事件所产生的其他主题。但是三十年前也好，现在也好，我要保留我构思的中心思想。当然也可能给《城与年》主旨再强调一下，比如，写一章刽子手在纽伦堡被处以绞刑之类。但是我既然三十年前没有这么写，那么我现在也不想写我已经不能改写的东西。如果我们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的话：“人到老年，不应当改写年轻时写的东西。”的确，不应当这么做。
1892年2月24日，苏联作家康斯坦丁·费定诞生。
费定出生在萨拉托夫，父亲开了一家文具店。在父亲的坚持下，费定考入商业学院学习经济，但他内心对文学充满热情。1913年他发表了一些幽默小作品。为了学习德语，1914年，费定去德国留学，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回国。他担任过红军和地方报刊编辑，国内战争期间创作了许多政论、 特写和短篇小说。1921年，费定因短篇小说《果园》第一次获奖，著名作家扎米亚金高度评价这个文学新秀，赞扬他的写作“如布宁一般惊人地成熟”。
费定在1924年发表的成名作《城与年》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在革命年代，一个不想死的人应该怎么办？
关于小说《城与年》（节选）
（苏联）费定
我的小说所反映的是另一个时代。我所描写的德国人还没有触到希特勒的铁腕统治。如果可以这么说，那么在那一时期一切都比较缓和。但是《城与年》中的冯·米林·舍瑙中尉已经在苏俄各族人民间种下了仇恨，把俄国农民吊在树上，他“扮演”了反革命头目的小角色。回到自己的老家，他又用刀把一幅富于田园诗意的油画《纽伦堡德国博物馆的庭院》毁了。他这样做是有个人动机的，出于对画家的恨。画家是他的同胞，战后成为革命者，但是现在他的举动另有用意。
纽伦堡已经不再作为缅怀过去的富于田园诗意的纪念碑而存在，它已成为纳粹暴行的象征。我想可以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像冯·米林·舍瑙这样的人也未尝不会得到一枚希特勒党的金质奖章。可以想象，如果魏玛时期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少一些像保罗·亨宁这样唯帝国之命是从的百姓，德国社会民主党当初未必那么热中于给希特勒分子扫清道路，过后也未必会那么奴颜婢膝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他们。甚至如果在日耳曼帝国时代不存在医生在战俘营的战俘身上试验新的麻醉剂，像《城与年》中的老主任医师实际做的那样，将费多尔·列片丁的残肢截去，那么在德国医学上也未必出现希特勒分子在战俘身上做毒药的药性实验与毒气的窒息试验。
像这种就我们现在对德国军国主义分子的了解以及他们在帝国时代的情况彼此类似，互相呼应的例子，在我的小说中可以找到不少。如果只谈写德国的那些章节，那么我认为这些章节的内容涉及纳粹主义给世界带来灾难的根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国主义分子排斥人类实质的那些本质，那么，现在，在希特勒统治下，也完全排斥它。
《城与年》德译本遭到二十年代德国保守派报刊的敌视。三十年代，小说被付之一炬。
这就是这部有许多篇幅描写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小说的经历。
我在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有机会重新看到德国。我穿过被毁的柏林以及勃兰登堡、萨克森、图林根、巴伐利亚等城市，来到纽伦堡。在城堡的断垣残壁和塔楼的废墟上堆着大堆的垃圾。那从来不曾招徕过游客的僵化的中世纪的浪漫色彩的梦，如今也烟消云散了。山上的碎石中间，有些地方留下人脚那么宽的羊肠小路。街道也荡然无存了。只有被炮弹片打穿的汉斯·萨克斯汉斯·萨克斯的铜像，依旧露出嘲讽的微笑。如果这座过去的纽伦堡城依旧吸引新的游客，那么他们的兴趣已经不在旧时的纪念碑了。
在这里庄严地完成了东西南北方各方人士所期望的事，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为从侵略者铁蹄下解放自己的祖国，曾经进行过殊死的战斗。在这里对主要战犯——德国纳粹主义头目进行了审判。在这里对曾经作为酷刑象征，鼓吹暴行，反对自由、反对人的尊严的纽伦堡进行审判。那些在二十世纪崇拜“铁血少女”塔里的中世纪刑具，用刽子手熟练的双手完善这些刑具并用来残酷折磨世界各国人民的人，如今他们自己坐在被告席上，面对国际军事法庭听候审判。
一九四五年胜利之后不久，似乎存在一种永远根除德国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危险的共同的坚强决心。似乎被击溃的希特勒残余分子永远不会东山再起。众所周知，事情却恰恰相反。
那些把德国法西斯分子——主要战犯从监狱押上纽伦堡国际法庭的美国武装警察，正是他们，在对这些战犯进行审判后不久，就把希特勒的将领、希特勒溃军的幸存者，从监狱里释放了。昨天审判法西斯主义的“审判官”，摇身一变成了他们的保护者、热心人，昨天的敌人，如今坐在一起——共商新战争的计划。
党卫军分子的铁蹄又重新在西德辉绿岩铺就的马路上咔咔地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又重新在议会里为他们妄图争霸世界的美国新主子摇旗呐喊。鲁尔的烟囱又冒出浓烟，海外的经济巨头曾经帮助克虏伯在《凡尔赛和约》之后东山再起，现在又在《波茨坦条约》之后将他从废墟中扶植起来。
似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完全重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一切。事实上并非如此。
现在每当我看着德国自由的年轻人的眼睛，我常常看到一九一八年我在柏林遇到的年轻的斯巴达克团成员的眼睛中第一次看到的那种使我又惊又喜的闪光。这种闪光从来不曾熄灭过。德国共产党人在与诺斯克血腥时代直至兴登堡的“铁腕”统治所做的长期斗争中，在希特勒和希姆莱的集中营里，一直闪着这种火花，在长期侨居国外时保留着它，现在这火花又在新的德国的男女青年的目光中闪烁。这眼睛中的闪光意味着为保卫和平事业做好准备，忠于劳动人民、忠于国际主义。这闪光意味着痛恨战争、痛恨不公正和虚伪的资本主义。
我要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我将注视着德国生活中发生的时而艰巨、时而可怕，但是时而鼓舞人心的可喜变化。
《城与年》只部分地反映了这条道路。我清楚地看到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只能是那个时期两个世界画面中一小部分形象的反映。安德烈·斯塔尔佐夫感受到战前孤立无援的恐怖。他认为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是有一次他突然下决定，准备战死。但他周围有些人痛恨战争并不亚于他，甚至比他更厉害。他们决心投入战斗完全出于另一种原因。他们在战争中不是求死，而是寻求人类摆脱一次又一次新战争危险。他们的幸福系于胜利的结局。他们是现在捍卫和平的人们的先行者、父辈，他们满怀信心组织保卫和平的事业，他们懂得和平——只靠愿望还不够，要通过斗争来捍卫。这样的人物在小说里很不够，与他们性格相近的其他人物当然不能弥补他们的不足。我懂得这一不足，以及由此产生的《城与年》的缺点。
超越小说所涉及的事件范围的许多感受激起我写了这篇长文。这些感受把我和现在的读者联系起来。
多数读者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都只是从书本和小说中了解到的。而对我来说，却是亲身经历，像大多数人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我所看到的一切，有许多只能在当时看到。有些我当时不甚了然甚至误解的事，都和小说中描写的历史事件一样成为过去了。
如果我不是三十年前，而是现在写这部小说，对许多事我可能有另外的看法。导致小说结构“错乱”的安德烈·斯塔尔佐夫的精神错乱，也许只是小说的主题之一，不妨碍再写这以后发生事件所产生的其他主题。但是三十年前也好，现在也好，我要保留我构思的中心思想。当然也可能给《城与年》主旨再强调一下，比如，写一章刽子手在纽伦堡被处以绞刑之类。但是我既然三十年前没有这么写，那么我现在也不想写我已经不能改写的东西。如果我们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的话：“人到老年，不应当改写年轻时写的东西。”的确，不应当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