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瞭望》上先后发表了《同向预期：市场疲软的重要原因》《吸引外资要有新思路》《中国生产力发展进入高质量高效益阶段》等文章，记载了作为改革参与者的思想印记，也和《瞭望》其他报道一起记录和见证了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和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
文 | 中国生产力学会会长 牛仁亮
今年是《瞭望》创刊四十周年。《瞭望》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40年征程，我们这一代人随着《瞭望》一起走过这段峥嵘岁月，共同见证了改革开放大潮下国家的日新月异、飞速发展。
我通过《瞭望》洞悉国家大政方针、掌握时代脉搏，也将自己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的探索研究和建设性思考在《瞭望》上展现，先后发表了《同向预期：市场疲软的重要原因》《吸引外资要有新思路》《中国生产力发展进入高质量高效益阶段》等文章。这些文章记载了作为改革参与者的思想印记，也和《瞭望》其他报道一起记录和见证了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和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改革进程中出现了市场疲软、“三角债”等问题。市场疲软的发生背景是80年代的经济过热。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之后，我国经济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但1989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速由之前连续两位数突然下降到8.9%，反映在市场上是产成品积压，生产中流动资金不足矛盾尖锐，企业、单位之间互相拖欠货款和前清后欠的现象十分严重。企业“三角债”成为影响当时生产正常进行的突出问题。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三角债”工作。
当时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的博士研究生，我和宋光茂、丁宝山、任建平一起围绕如上社会焦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以《同向预期：市场疲软的重要原因》发表在《瞭望》1990年第21期。文章对市场疲软、“三角债”的成因与对策进行了针对性研究，提出了政策选择上，应遵循“软起飞”策略，避免造成“过热—强紧缩—过冷—大放松—过热”循环，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严肃性。当前政府宏观调控手段越来越成熟、调控力度越来越精准，但回过头去看，当时对于经济过热、过冷以及谨防经济“硬着陆”（强紧缩）等的探讨与实践，体现了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逐步深化，而宏观调控也是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
吸引外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外资的投入，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是当时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特征之一。外商投资企业自营出口额从上世纪80年代的区区几亿美元（1985年为3亿美元）增加到90年代的百亿美元（1992年为174亿美元），占到当时全国商品出口总额的20%左右。伴随外资进入，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经营机制也引进来，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名列利用外资前列的广东、福建和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通过吸引外商投资建起了一大批现代企业，带动了相关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上述四个经济特区在外商投资带动下，工业总产值走到了全国前列。但外资的投入也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资金到位率低、投产开业率低、外销合同兑现率低，外商投资规模偏小，外商投资分布不尽合理，漏税、避税较多，以及出现假合资现象等。《瞭望》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度采访报道。针对如何利用好外资更好地推动国内经济发展，我在1993年第41期《瞭望》发表了《吸引外资要有新思路》一文，提出改善外资投入环境，适度开放国内市场；引导外商在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及瓶颈产业投资；借鉴国际经验，实施外债转换计划，优化我国利用外资的总结构；建立外商投资保障制度，降低其投资风险等。这些政策建议通过《瞭望》这个窗口提出并传播，对我国完善利用外资的政策机制具有积极参考价值。
党的十五大把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改革的重心，如何解决超过2000万的富余人员出路是其中关键问题之一。在1997年第49期《瞭望》上，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接受了《瞭望》专访，就如何解决企业下岗职工出路问题，提出了“离业、失业、再就业”三条出路。在提出“离业与离业补偿”和“失业与失业保障”的制度建设基础上，提出具体解决再就业的途径：逐步降低劳动力参与率；整合工农比较利益，减轻农村对城市就业的压力；调整工时制度，减少劳动供给；重新界定劳动对资本的替代标准；设立“再就业贡献减免税”，对接收下岗人员的企业实行税收减免政策；利用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扩大劳力输出规模；鼓励扶植城镇私营个体企业等。这一系列建议，通过《瞭望》这一高端权威的媒体发表出来，得到国家有关方面重视，对优化我国就业机制、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作为中国生产力学会会长，应约在2020年第49期《瞭望》发表了《中国生产力发展进入高质量高效益阶段》一文。
进入新时代，根据内外部环境新变化，中央作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这意味着中国生产力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具有两大重要特征。
第一，中国生产力发展进入中速时代。这个中速是年均增长5%左右。从国际经验看，5%左右的增速高于近60年以来全球平均增长速度，也高于发达国家平均增速，还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速。从我国近些年的实践看，经济增长遇到了资源、环境、气候变化等约束，增长速度已经出现向中速靠拢的情况。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突出，再过十年，65岁以上人口比重将达到20%以上。
第二，中国城镇化尚有约20个百分点的空间，这是“中速时代”发展的根本支撑。如果中速增长能真正成为现实，届时我国的经济总量就会在当前基础上再翻一番，全国人均GDP就将达到两万美元左右，中国就会稳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基于上述国情分析，我认为中国生产力发展进入高质量高效益阶段，应在加大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提升消费动力、深化改革开放、注重绿色发展等方面实现全面突破，推动产业全面升级和转型。可以概括为“四个化”：传统产业新型化，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全面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新兴产业规模化，网络经济、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将提升体量、扩大规模；优势产业链群化，在我国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优势基础上，整合提升那些更具竞争优势的产业，使其产业链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延伸发展，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战略产业自主化，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网络安全、国防安全等重要产业领域，将系统梳理，全面规划，深化布局，把战略产业的主动权牢牢抓在我们自己手里。
文章刊发之后，瞭望微信公众号以《中国生产力发展进入中速时代》进行网络传播，多家主流媒体转载，加深了读者对我国发展阶段及其特征的理解和认识。
借《瞭望》40周年纪念之际，我将与《瞭望》共同经历的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点滴回顾辑录一二，与社会同仁共勉，希望《瞭望》勇立时代潮头，做新时代的瞭望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