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不景气的阶段里，他用自己的著述“帮”了京剧一把

高个子，宽边眼镜，耷拉着眉毛和眼皮，眼珠不怎么转动的徐城北先生去世了，我的心里满是哀伤。

徐城北先生是卓有成就的京剧研究家、作家。他的京剧研究，开一代之新风。

我与徐城北先生的关系很是复杂。我们的相识，是因为张中行师尊的介绍。三十年前，我与中行翁几乎是一周见三四次面，他新认识的朋友，一定要介绍给我；我的熟人，也陆续变成老先生的熟人。一日，在沙滩后街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行翁办公室里遇到徐城北先生，我们自然而然地就熟悉起来。徐称中行翁为太老师，因为徐的老师黄宗江是中行翁在南开中学教过的学生。我与徐公的关系却不能这样地论。幸好，徐公与我又一同师从于吴祖光先生，我们便按照吴门的谱系，我称他为“大兄”，他呼我为“老弟”。此后，他就开始关照我，把他的关于戏剧的心得说给我听，夫妇一起参加我的婚礼，写文章介绍我，为拙著撰写序言；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移居东京以后，他怕我在异国过于孤单，经常会写信给我。那时，给我写信最多的，一是范用，一是萧乾夫妇，一是徐城北，我几乎每周都可以收到他们的信件，都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温暖。这些信，我全都珍藏着。无论什么时候，我看到这些信，我的心就会变得更柔和一些。

后来，我才了解到，徐公刚毕业时，他的父母，《大公报》著名的记者徐盈与彭子冈双双落难。子冈让儿子给北京的某户人家送去一封信，当晚，收信人就亲自来到徐家，当面回复子冈说，愿意把他的儿子送到远离是非之地的新疆庇护起来。这位收信人即是大名鼎鼎的王震。二十出头的徐城北，从北京到新疆，一路上所拿到的介绍信，开头第一句都是，“今介绍经王震部长介绍的徐城北”。从这时起，直到三十七岁，徐城北才得重返北京城。在他漂泊在外的近二十年里，他收到的母亲与沈从文先生的信最多。曾为游子的徐城北，格外懂得书信的宝贵。我在东京居住的十五年间，徐城北就是我的沈从文。而我刚到东京时，找不到出路，徐城北鼓励我用传统戏剧研究打开局面，他把他的书一一寄给我，作为支援我的“物资”。徐城北可能不知道，东京的日本京剧研究者，非常“认”他，觉得他的著述大不同于以往的京剧论述，满是新意，活泼而富于启发。我向日本的研究者们介绍前辈刘曾复先生，大家竟连刘先生的大名都不知晓；而提到“我的朋友”徐城北时，他们立刻高看我一眼。我把徐城北著作《梅兰芳百年祭》的初版本赠送给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博物馆还特地为我颁发了收藏证书。除书信的温暖之外，徐城北还给远在东京的我，赠送过这样的一份荣耀。

谈到徐城北先生的京剧研究，他重返北京后，进入到中国京剧院工作，受教于范钧宏、翁偶虹两大京剧剧作家，又与袁世海、李世济等京剧表演艺术家先后合作，既懂台上的事，又懂台下的事，还懂文字的事，总而言之，是迅速成为“是这里的事”，亦即成为“内行”。这还不算，他又师从于黄宗江与吴祖光两先生，黄与吴的特色，是又新又旧，既在京剧里，又在京剧外，名气大，涉猎广，才华横溢，天马行空，没有那么多约束。我没有认真考证过，但在我的印象里，同时列入范钧宏、翁偶虹、黄宗江、吴祖光四大编剧门墙者，唯徐城北一人而已。老先生们对他，悉心传授以外，另有一种溺爱，有什么好事都想着他，尤其是黄宗江与吴祖光，每有饭局，多会约上他。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京剧于大劫之后，损失殆尽，青黄不接，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老先生们希望有后来人肯于关注京剧，肯于继续服务京剧，他们对于徐城北的厚爱，正是源自他们对于京剧的热爱。

以徐城北的家世、才学、人脉，他在文化界做些什么都比研究京剧要更能出风头，更能得名得利，徐城北却一头扎进京剧的世界，甘心情愿坐起冷板凳。某次，徐城北到梅兰芳梅家串门，正赶上梅先生的忌辰，梅家家祭，梅氏后人依次举香、跪拜。徐城北正不知所措际，梅兰芳的儿媳屠珍轻喝一句，“给大师磕头，有什么不可以”？徐城北随即双膝跪倒，虔诚叩首。他的这一拜，更是他在心底对于京剧的真正认同。数十年来，徐城北关于京剧的著述数十本，包括早期的《京剧100题》、《梨园风景线》、《京剧架子花与中国文化》、《品戏斋夜话》、《品戏斋札记》、《品戏斋神游录》等以及后来的大部头《京剧的知性之旅》、《京剧与中国文化》等和他的“梅兰芳三部曲”，即《梅兰芳与二十世纪》、《梅兰芳百年祭》、《梅兰芳与二十一世纪》，总共多达数百万字，一砖一石地为当代观众理解京剧艺术铺设出一条通道。

徐城北的京剧研究著述，并不像学院里的戴学士帽的诸公似的，一门心思要用西方戏剧理论来套住京剧，或是强按着京剧的脑袋，与所谓的西方戏剧理论，比较来比较去。徐城北与前辈的老先生们也不尽相同，他不堆砌大量“行话”，不就京剧谈京剧，而是努力把京剧里的一个个封闭的“音符”打开，将其融入到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之中，将其融入到中国人的人情世故、世态炎凉之中；把原本是排斥“外行”的京剧，变成了“外行”容易接近、容易引起共鸣的京剧，变成了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的京剧。他对于京剧的方方面面、边边沿沿，都悉心琢磨过，但他讨论京剧问题都采取的是商量式，不去刻意做出一语论定的架势。他心里没有那么多顾忌，敢于批评前人，又敢于批评今人，也敢于批评洋人，还给别人批评他也留够了余地。徐城北没有当过什么“长”，基本没获过什么“奖”，没有申报过“课题”“项目”，没有在大学里弄顶“教授”的帽子，他一本书接着一本书地写，一本书接着一本书地出版。最支持他的，恐怕就是全国各地的出版社了，原因就在于，他的书，好看，卖得出去。在京剧最不景气的阶段里，徐城北用他的著述，为京剧艺术的普及与京剧研究的拓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徐城北先生是自带“老气儿”的人。从他的回忆文章看，从年轻时代似乎就老气横秋。最初不知道是什么人，用了《邹忌讽齐王纳谏》的现成典故，开始叫他“城北徐公”，这个称呼尤为符合彼时年纪还不那么老却给人感觉很“老”的徐城北的形象，便在文化圈子里叫开了，简略的叫法就是“徐公”。徐公毕生写作的重点，是“老京剧”、“老字号”、“老北京”，而偏偏他在北京的居所，又是长期居住在西城一条名叫“三不老”的胡同，他的“三老”大都是在“三不老”里完成的。这些都构成徐城北其人的一种特别的趣味。他的夫人，有名的女作家叶稚珊女士，写过一篇名文，《丈夫比我大六岁》，把徐公的形象说得生动之极。顺便说一句，叶稚珊的散文集《沉默的金婚》，写公婆徐盈彭子冈夫妇，写得也极好，大有子冈之神韵，堪称当代散文里的上上品。叶稚珊退休以后，我曾鼓动她主编民间刊物，我为之取名《徐娘》，专门发表中年女作家的文章，岂不是再恰当不过吗？可惜，叶稚珊为了照顾病中的徐公，牺牲了自己的才华。

徐城北也是一位散文作家。他说他的母亲彭子冈写信写文章，“她行文可以不讲究起承转合，想从哪儿起就从哪起，一点不显得生硬。本来说着说着，读信（文）人还想知道后边怎么样，可她忽然不耐烦了，说结就结了，不知怎么一来，就戛然而止了，还显得余韵悠长”。徐城北的文章，或许想要反其道行之，最是重视起承转合，但他文字里的随意性，却是神似子冈的。他著有多本散文集，如《生命的秋天》、《有家难回》，等等，我们两人与孙郁兄还曾经一起合著过一本《中国学者看日本》。在他的散文集里，我最喜欢的是《有家难回》，反复读过好几次。他写到某年春节前夕，他被街道干部轰出北京，临行前，母亲子冈悄悄跑到地坛公园，送钱给他，要他到各地“旅行”，事实上就是流浪。子冈前言不搭后语地嘱咐他说：“我那时候约稿，约的都是名人。他们有学问，也有阅历，跑过许多地方。于是下笔如有神，怎么想就怎么写，怎么写怎么有。说到你，你生在我们这个家，这些年跟着经受了不少苦难，这也不妨认作是一种阅历。痛苦有时候是好事，是拿钱也买不来的资本。如今，你再出去，认识认识我们的祖国，了解一下祖国的过去，也看看她的现在，以后——我们那时肯定都不在了，你再看看她的将来，这肯定对你有好处。不要灰心，要努力向前。你记住，尽管我们有困难，但是，我们更有理想”。徐城北说，他每逢困难就想到母亲的这段话。我在读到这段话时，亦觉灵魂一颤，从此再难忘却。徐城北平生经受过多少困难，我没有为他细数过，但仅仅是撰写数百万言的著作，数十年专心致志的辛勤劳作，这本身就是多么大的困难。可笑那些排斥过他的人，挤对过他的人，那些故意“晾”着他的人，还自以为是给他制造过“困难”，殊不知在他们母子看来，几乎是可以无视的。他们都是把事业中的困难当作困难，他们对于事业的理想，又永远大于事业上的困难。

刚才说到我与徐公、孙郁兄合著日本游记的事。1999年秋，在东京大学刈间文俊教授的陪同下，我们三人一同游历了东京、大阪、京都、奈良和新澙的佐渡岛，那是一次非常值得纪念的旅行。一路之上，我们谈了无数的话，一会儿谈鲁迅周作人，一会儿谈谭鑫培与梅兰芳、余叔岩，一会儿是夏目漱石、川端康成、坂东玉三郎，漫无边际。孙郁兄是研究鲁迅的权威，徐公是研究梅兰芳的权威，鲁迅与梅兰芳又是一对冤家对头，日本学者怎么也想不到我们能够凑成一队人马，而且相处得其乐融融。我们也因为各自领域的不同，在交谈中相互都得到诸多的启发。有趣的是，在赴佐渡岛时，我与徐、孙两位乘坐火车，一大清早赶到新澙的港口，等待从东京赶来的刈间。结果，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我们就踏着金秋的银杏叶，一边漫步一边谈文论语，大半天时间就不知不觉过去了。下午，我打电话到东京，这才知道，我们找错了港口，刈间是在另一个港口等着我们，我们只好各自坐各自的船，到佐渡再集合。虽然有如此之波折，可是，我与徐公、孙郁兄都享受到剧谈的快乐，反而内心是喜悦的。

徐公亦如老先生们对他的期望一样，也期待着我能更多为京剧服务。他一直批评我写的太少，书出的少。这个话题，我们在新澙港谈话时，徐公也谈到过。我并非是不想写，不爱写，只是总觉很多问题没有想明白，没有弄清楚，担心拿出来会贻笑大方。中年之后，我陆续多出版了一些书，当年为我们出版《中国学者看日本》的臧永清兄，为我出版了我的关于京剧的第一本专著:《梅氏醉酒宝笈》。当我把这本《梅氏醉酒宝笈》送到徐公手里的时候，他却已经连讲话都困难了。徐公是挣扎着读完我的这本书的，他流了泪，他知道，我仍在为我们的理想而努力着。我没有当着他落泪，然而，想到我们新澙港畅谈的情景，我是哭都哭不出来了。

作为京剧的研究者，徐公与我都经历过京剧“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时期，我们也都看到了京剧重被奉为“国粹”的现在，我们更清楚，前途依然是困难重重。城北徐公先走了，我引用子冈前辈的话为他送行，“尽管我们有困难，但是，我们更有理想”，我相信，只要我们的理想仍在，徐公所热爱且为之服务一生的京剧艺术，必将克服困难，继续前行。徐公，你在九天之上，等着看吧。

2021年10月30日北京

张伟君在荀家院子中

荀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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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家院 (节选）

□徐城北

张伟君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的夫人，我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认识了她。每次到宣武区山西街的荀宅，她总是很热心地“留”我说话。每次都是让我安坐在客厅的沙发中，听她一个人静静地独白——她当时身体已经不太好了，自己也仿佛有些预感似的，总是要把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感慨“倒”给我。

她讲过这样一件缥缈而又细腻的往事：在荀先生中年大红大紫之际，她和众多的妙龄女郎均倾倒于荀，甚至“争着抢着”要嫁给荀。无奈荀的身边已经“有人”，她后来只能另外结婚。结婚后照样看荀的戏，甚至每天早晨上班都有意骑车经过荀家。荀当时住在西单西侧路北的第一条胡同里。在每早固定的那一刻，荀就站在自家的门口，默默看她骑车经过。荀瞅瞅她，她瞅瞅荀，有时候笑笑，大多时候则沉默，因为想笑而又笑不出来。这时两人之间，是一种“使君有妇，罗敷有夫”的尴尬境地。不见时想念思盼，见到了反倒不敢正视。若干年后，荀“身边的人”走开了，后来伟君也离了婚，终于来到了荀的身边。这一来就是几十年，一直到荀生命终结时，伟君一直守在荀的身边……

张这样描述她和荀当年在小胡同中的对视：“那条胡同毫无特别之处，但对于荀先生和我，每一个大门以及每一处破墙（甚至是破墙凸露在外的烂砖头），都变得温馨多情。这是我俩生命的转折点……我们后来搬过几回家，荀先生去世后，我又独自去到那儿，总想找回点记忆。可惜景象全变，解放不久，为了扩宽西长安街，把南面临街的那条胡同整个拆了。这使原来胡同北面的墙壁陡然临街，于是刻意翻修，样子阔气了，可完全不是当年的破落而又温馨的感觉……”

这荀宅院落，初看未见特别。但经张伟君一叙述，我顿时就情不自禁了——

张说，自己爱养花，荀则爱种树。对于花、树之别，荀曾有一番议论：“花开人人喜，难有百日红。老舍年年送我名贵菊花，如‘醉杨妃’、‘千丝连’，我当然也爱看；可是等花一耷拉脑袋的时候，我心里就不舒坦了。种树则不同，不但开花，还能结果。即使秋来叶落，却不给人以悲秋之感，想象明春又必是枝叶峥嵘。”因此，荀积极于植树管树，并使之成为自己一项饶有兴味的家务劳动。他先后手植了梨、柿、枣、杏、李、山楂、苹果和海棠，共四五十株。打旁杈、喷治虫药、灌水施肥，样样亲自动手。各种劳动工具擦拭得一尘不染，在小厢房中排列有序。荀为种树流下汗水，果实却喜赠他人，这大约是从祖辈农民继承下的优良习惯。荀宅的枣子质细味甜，每年收获下来，总要一筐一篮，分赠给梅兰芳、田汉、老舍、欧阳予倩等。荀宅正院有柿树数株，结下果实从来不摘，红彤彤地背衬着晴空，煞是好看。每值“三九”严寒来客，荀只要竖起一个指头，家人立即会意，援梯用竹竿“梆”下一枚铁砣儿般的冻柿子。先用凉水“拔”上片时，再洗净拭干，置于青瓷碗碟之中，然后请客人用小铜勺就着冰碴儿舀这“一兜蜜”。

荀虽嗜树，却非一概弃花。荀宅少的是娇花嫩蕊，却遍植一种无多索取却多赠予的花儿——玉簪，老北京称之为“玉簪棒儿”。其花喜阴，无论南房前还是树荫下，随手植上一株，便能健健旺旺长起来，入秋后也无须移入暖房，它就在露天地里抗严寒御冰雪。待到来年春回大地，玉簪已非一株，而是一扑笼一大片了。且荀宅之玉簪还有一奇：繁茂无比，高与胸齐。故而无论正院檐下还是花园墙下，玉簪一律密密麻麻。每当开花季节，荀、张午憩之后，常携篮去至前庭后院，采满篮后除留少许置于书房卧室，多数或赠老舍，或馈安娥——田汉之妻，她最喜此。

荀对花、树的态度有别，与其处世的哲理思想不无关系。他欣赏老戏《胭脂虎》中的几句戏词：“饮酒莫觉醉，爱花休上头。为人若知趣，到处总风流。”他以之自警，也常晓谕家人：“爱什么干什么，都得闹明白为什么，还得有节制，否则惹人讨厌不说，还会招惹是非，弄不好就会身败名裂。”

（原标题：送别徐城北先生）

作者：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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