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居正是明朝最有作为的政治家之一，其用人思想以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为价值导向，以各尽其能、人尽其才为基本原则，以惩前毖后、革旧立新为基本目标，基本实现了用人的忠诚、精准、科学到位的完美统一。张居正的用人观既为其改革治政奠定了基础，又塑造了其敢于担当、忠诚待国的政治家形象。张居正的选才用人思想既有很强的时代价值，又对后世影响深远。

关键词：张居正；用人观；领导人才

张居正对用人有很高的见解，并且有成功的实践。隆庆年间，上书皇帝《陈六事疏》，以“稍加改易”的决心，提出在“六事”方面要着力用功。强调用人一定要坚持严格考课的原则，“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勿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1] 。下面，我们讲几个关于他用人的故事，考察一下他的用人思想、用人原则和用人艺术。

一、独具慧眼

隆庆年间，张居正的改革举措虽得到皇帝赞赏和支持，但是孤掌难鸣，导致一些措施难以付诸实践。久在内阁，对徐阶、高拱的用人思想颇为熟悉的张居正，采取吸收的方式，将人才尽纳其中，为其所用。等到皇帝更替，万历皇帝即位，“中外大柄悉以委之”，掌握重权的张居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政，史称万历新政。推行变革之法，首要之务在于培养得力人才，这为其用人思想发挥作用提供了历史际遇。他按照综核名实的要求，推行“公铨选”。“公铨选”是指官员的选拔、任免、升迁必须公正，做到他过去所强调过的“六毋”。其中对戚继光的重用，既体现他推崇的用人思想，也反映他独特的用人眼光 。

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戚继光，在建功立业过程中，离不开张居正对他的赏识与支持。张居正之所以赏识与支持他，在于戚继光拥有高超的军事本领，在于戚继光没有空架子，而是有真本事。戚继光出身于军门世家，其父戚景通有着较高的军事素养，培养了戚继光干练的军事才华和远大的报国志向。长大后的戚继光，本着“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意念投入军戎，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青年戚继光不仅有军事实操，勤于练兵，且富有实效，能根据作战实际情况，撰写军事书籍，其中《防虏方略》，成为当时兵部刊行并推广的指定军事参考书。他由山东抗倭起家，又去南方浙闽广一带从事抗倭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什么戚继光能够为剿除倭患作出巨大贡献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有带兵征战的才华。他赴浙江，在义乌招募新兵，对这些新兵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工作，尤其是对军纪的强调和对百姓的守护，被新兵铭记于心。在此基础上，戚继光训练这支新兵用足以杀敌的各式武器和足以战胜敌人的各种战争阵式。这支部队训练完毕后，因其作战勇敢、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称为“戚家军”。在戚家军的进攻之下，浙闽广一带的倭寇基本上被肃清，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百姓安居乐业提供了强有力保障。等到明穆宗即位后，东南倭寇既除，北方边境烽烟时起，抗倭名将戚继光等人被北调，镇守蓟州。戚继光也是在这个时候，成为支持张居正最坚决最有力的大臣。

从隆庆到万历前期，张居正逐渐走向前台，掌握了明朝的实际权力，将其所谓的变革推向全国。他的改革内容很丰富，其中之一就是强军和国防建设，为其改革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张居正对北面鞑靼侵扰，提出了正确的应对方针，那就是战守结合。他提出“外示羁縻，内修战守”。这个方略十分精妙，一方面，明朝不拒绝与鞑靼的合作交流；另一方面，明朝不放弃军事操练。正可谓“犬摇尾乞怜，固可投之以骨，如其狂噬，则大仗加焉”，这就是张居正的军事策略。让戚继光出镇北疆，正是巩固北部边疆国防的战略要求。

张居正十分信赖和倚重戚继光，戚继光亦不负重托，继续发挥其过人的军事才华。戚继光来到蓟州负责练兵事宜，然而蓟州的守军瞧不起戚继光以及他所带的浙军。有一次在训练场上，蓟州守军将领出言不逊，认为南方士兵身体羸弱，不适合北方艰苦的条件，估计也不能很好地遵守军纪。此时，戚继光眼看将要下大雨，于是对着自己带的三千浙军说了一句话，让三千浙军在大雨中站立不动，用事实告诉蓟州守军，什么叫作军令如山。戚继光转身走了，蓟州守军不知所措之余，发现大雨降临，纷纷而退去躲雨。大雨下了一天，三千浙军站了一天，蓟州守军自此才知道戚继光的厉害。军心一致后，戚继光开始他在蓟州的军务改革。

首先，加固长城，建立空心敌台。在长城上，几十米或上百米，建设成一处空心台。空心台共有三层，中层是空的，四面开设箭窗；上层是建楼，四面是垛口；下层可发射火枪。戚继光出台了许多奖励性措施，对那些建设空心台达到良好品次的予以重金赏赐。空心台工程建设完毕后，形成一道十分坚固的防线。

其次，积极练兵，建立多兵种配合机制。在戚继光来蓟州之前，当地明朝守军采取消极防御措施，既不练兵，也不敢与蒙古骑兵交锋。戚继光否定了这种做法，改为积极防守。戚继光将过去作战训练的有效经验，用在了蓟州练兵上。他练兵先练心，提高士兵士气，树立士兵作战必胜的信念，辅之以军事实操训练。不仅于此，戚继光还制定出车、步、骑多兵种配合作战的新战法。根据过去作战经验，并研究古代战车图，把装有火器的战车组成车营部队。此外，又将车营与步兵、骑兵协调起来，作战效果极佳。

再次，改进装备，重视火器推广。明代中期以后，西方火器如佛郎机火炮、红夷大炮等传入中国。戚继光眼界开阔，认识到这些外来火器的先进性，于是大胆引进和推广。与此同时，他将引进的外来武器和中国原有的军事武器巧妙结合大胆创新，创制出“无敌大将军”火炮、“虎蹲炮”等，威力惊人。戚继光在蓟州守卫的日子中，正因为他出色的军事才华的运用，捍卫了北疆的安全。他之所以能够捍卫北疆安全，除了他个人军事才华卓越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在于朝中张居正对他的支持和赏识。戚继光在蓟州的军事改革包括军事设施引进购买，都需要财政支撑。坐镇朝廷的张居正给予全力支持，致使戚继光的军事改革包括军事设施采购得以实现。

另外，守卫北疆重镇，需得到周围其他军事要塞的重要将领支持，更离不开朝廷主抓军事的兵部领导的支持。戚继光正如明代王世贞评价，“三十年之间，未尝一日不披坚执锐，与士卒共命于矢石之间”，但他不善于官场应酬交际，有时会导致摩擦、误会的产生。张居正通过各种方式，减少这些摩擦、消除这些误会，可见张居正的用心。戚继光刚去蓟州的时候，不仅遭受当地将士的嘲笑，还深受守备周围军事要塞将领的掣肘。遭受嘲笑，戚继光用严明军纪的做法回击了他们。遭受掣肘，就属于他无能为力的事情了。幸好，张居正为他解除后顾之忧：“有欲为难继光者，辄徙之去。”张居正还为戚继光调配与之交好的将领，共同拱卫京城。隆庆六年十月，张居正实施大臣巡边政策，其中就有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巡视蓟、辽。担心戚继光对巡视反感，张居正特意写信给戚继光：“汪司马知足下素深，相待之礼，必从优厚，顷已面嘱之，然渠亦自不俟嘱也。但足下自处，又且务崇谦抑，毋自启侮。”[2] 对戚继光殷殷嘱托之情从中可见一斑。

万历四年，郜光先巡边，打算去蓟州。张居正致信戚继光：“窃意今日，当以钦命为重，不在兵衔之有无。谦以自处，见者自然悦而敬之。其差去郜公，当预为足下先容，必加优礼，决不以庸众相待也。”张居正担心戚继光不注重礼节问题，沦为朝廷所派之人的话柄，不惜苦口婆心地加以劝导。尽管如此，仍有一些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好事分子指责戚继光虽然镇守蓟州一带，军费支出不少，但没有大规模作战，没有出现在南方剿灭倭寇那样的成就，进而得出结论：戚继光北调镇守蓟州的决策是错误的无效的。张居正毫不犹豫站在戚继光一边，维护他拱卫京城的成就。的确，虽然戚继光没有如南方抗倭那样的成就再现，但正因为他镇守蓟州，严肃军纪，制定正确的军事政策，训练出一支装备精良、极富战斗力的边防军，北方各入侵力量始终不敢窥伺中原，冒犯蓟州，确保了边境安宁，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后来张居正去世，戚继光也被调离，然其军功谋略仍被人所称道。

二、用人不疑

张居正学识渊博，阅历丰富，有着极高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为了实现他的理想抱负，在用人方面总能洞悉人才的成长规律，做到用人不疑。信任一个人很容易做到，难的是长时间地信任一个人。当然，这种信任，不是盲目地信任，而是在对人才了解的基础上作出重大决断。

治理水患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头疼的问题。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后亦面临水患问题。张居正对此十分重视：“河患自古记之，有非人力所能胜者，但仆今缪当大任，一闻愁叹哀号之声，痛心疾首，虽智力短浅，济时无策，然不忍坐视民之失所，而不思以拯救之也。”张居正有毅力，有魄力，能动用政治力量去推动问题的解决，但前提是发现并且使用相关的人才。

当时有一个治水名家叫潘季驯，在宦海中沉浮起落，其志未伸。作为内阁首辅张居正听说了潘季驯这个名字，抛开管理河运漕运的大臣，直接来到当时已经沉落下僚的潘季驯家。进门之后，张居正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潘季驯在家中所做的黄河水利模型映入眼帘。紧接着，张居正倾听了潘季驯的治河理论和观点。听完后便坚定了他要大胆用此人的决心和信心，一直到张居正去世之前，都没有动摇过他这颗用人不疑之心。潘季驯以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总理河漕的身份，参与治理水患的工程。当对官场掣肘还心有余悸的潘季驯用辞官方式来试探朝廷的时候，以张居正为代表的朝廷给他积极支持，让他放手去干。潘季驯治理水患实施六事法：“一曰塞决口以挽正河，二曰筑堤防以杜溃决，三曰复兴闸坝以防外河，四曰创滚水坝以固堤岸，五曰止浚海工程以免糜费，六曰寝老黄河之议以仍利涉。”张居正不是心口不一的人，不是口中信任潘季驯，暗中使绊子阻挠潘季驯的那种人。他充分信任潘季驯，做潘季驯的坚强后盾，大胆授权给潘季驯。张居正替皇帝拟旨：“治河事宜，既经河、漕诸臣会议停当，著他实行。各该经委分任官员，如有玩愒推诿、虚费财力者，不时拿问参治。”由此，潘季驯可以放心大胆地按照他的治水理论去实践，一旦有人从中作梗，便有张居正为其撑腰。正因为有张居正保驾护航，从中作梗的官员均遭到弹劾并受到朝廷的惩罚。当然，也有的官员从理论层面对潘季驯的治理方案提出反对意见，使张居正踌躇不已。为了打消顾虑，张居正致信询问潘季驯治水方案的可行性，当收到潘季驯回信，听到透彻的说理后心服口服，从此没有任何顾虑。

万历七年后，潘季驯的水利工程完工，水患问题取得阶段性成果。张居正致信潘季驯“公之功不在禹下矣”。随后，潘季驯被加封为太子太保，升任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潘季驯十分感念张居正的知遇之恩和信任。张居正去世后，明神宗查抄张居正全家，群臣未有敢为其说情者，潘季驯敢于向皇帝上疏，请求降恩有释，结果落了一个革职为民的处分。当然，潘季驯的上疏是有道理的，但更多的是对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怀有感激之情。

三、用人唯能

宦海沉浮中，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人事有着透彻的见解和分析，尤其是在用人方面，能够做到不论恩怨、不看门第。张居正正是这样的人。他以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敏锐洞察力，独具慧眼地识别人才、使用人才，这或许也是张居正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当时有一个能臣叫张佳胤，可惜是名臣高拱的学生。张佳胤刚担任应天府巡抚的时候，其师高拱下台了。张佳胤手上的一个案子正好是处理徐阶的儿子侵占田地的事情。张佳胤心想，自己的后台高拱下去了，手头上这个案子又很重，如果按事实去判案，肯定会得罪徐阶；如果不按事实去判案，良心又过不去。于是，张佳胤干脆选择了辞官回家的做法，给内阁递交了辞职报告，收拾好行李，打算回归故里。此时，张居正出于公心，致信张佳胤，恳求其继续担任应天府巡抚一职。当时，党争之风刮得较为厉害，内阁中人际关系又较为复杂，高拱与张居正又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按道理说，张居正上台后，不会重用政敌高拱的人。但是，张居正此时显示出他用人唯能的思想，只要你有能力，哪怕你是政敌的门生，我也要重用你，于是致信张佳胤。信中说“自公在郎署时，仆已知公，频年引荐，实出鄙意。不知者，乃谓仆因前宰之推用为介，误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对你才华的钦佩很早的时候就有了，所以，向上一直推荐你。紧接着开导张佳胤，希望能够抛开党争成见，用公心为国家做事：“天下之贤，与天下用之，何必出于己？”[3] “愿努力勋名，以副素望。”[4] 张居正讲的这番话非常透彻，征服了张佳胤。张佳胤抛却辞官念头，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好地处理好了徐家的案件。此后，他亦成为名臣。

张居正的门生兼老乡曾省吾，能文能武，为治国安邦之才。张居正对曾省吾之父讲：“确庵（曾省吾）高明沉毅，秀雅而文，他日必为国家柱石。追念平生所选拔，可托之久如却庵者，一人而已。”张居正对曾省吾颇有好感，且评价很高，这为曾省吾走上仕途提供了契机。当时蜀地都掌蛮出现叛乱。朝廷还在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苦恼的时候，张居正已将曾省吾推到前台来。曾省吾虽然有才华，但是出身下僚，为当时达官显贵所不闻。张居正不以门第为论，积极推荐曾省吾，由他负责解决都掌蛮出现的问题。万历皇帝毫不犹豫地说：“曾省吾由太仆寺少卿升为四川巡抚，授弓剑节斧，行使大将军职权；刘显为总兵官，拔郭成为副将，赴蜀讨伐乱民。”曾省吾在出发前，肩上担负着张居正的深切嘱托。到了蜀地后，经过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判断都掌蛮两个首领阿大和阿苟鱼肉百姓，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必定不得民心。于是，曾省吾亲自草拟《平蛮檄》，以激励全军士气。在曾省吾的统筹之下，全军将士士气高昂，一举荡平了阿大和阿苟的叛乱。曾省吾富有远见，不仅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更难能可贵的是稳定四川局势，积极做好善后工作。曾省吾向朝廷上疏《经略平蛮善后疏》，对善后工作作了具体安排，从建城垣、通道路，到分田土、恤民困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曾省吾抚蜀三年，发展生产，重视民生，促进经济，为当地百姓作出了政绩，蜀地百姓“咸感德之”。“娴将略，善治边”的美誉从此传开来。

注释

[1][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全三册）第一册 [M].北京：中国书店，2019：5.

[2][3][4]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162,139,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