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正值苏联解体30年。苏联与苏共命运密不可分。苏联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苏共是苏联大厦的政治支柱，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根本与核心。

苏共后期思想变质和组织蜕变，党内高层放弃思想信仰、否定历史，追捧西式“自由民主”，鼓吹“民主化”“公开性”是导致苏共败亡、制度崩溃与国家分裂的重要原因。分析研究苏共败亡的原因与教训对大党大国治乱兴衰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自建立之日起，一直受到西方列强仇视，不断遭到各方敌对势力的疯狂捣乱和破坏。帝国主义的政治人物们妄图将这一崭新的社会制度“扼杀在摇篮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大国更是将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视为西方“自由世界”的威胁。在此后多年的较量中，西方阵营不仅施以强大的军事压力，更是运用“和平演变”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重要的较量手段。丘吉尔、杜鲁门、乔治·凯南、尼克松、里根、布什等都坚持对苏发动政治战、心理战、文化战，图谋以民主、人权为武器，分化苏共，摧毁苏联制度。

冷战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打着“人权”“民主”“自由”旗号，对苏联发动意识形态攻击，诬称苏联是“共产主义专制”国家，妄图通过多种手段“和平演变”苏联。例如，在历次苏美高层会晤中，美国故意设置人权、民主、自由等议题，对苏联领导人施压；成立各类民主基金会，暗中扶持政治代理人，支持苏联政治反对派或民族分裂势力。《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主编、政治学家拉里·戴蒙德曾说，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人权”和“民主化”问题，就是要使这些国家政治制度变色。

在国际共运史上，列宁曾深刻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圈套和话语陷阱，反对抽象地、笼统地谈论民主，“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议论都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到底怎样使用这种自由？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所谓的“一般民主”“绝对的民主” “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并不存在。正是列宁立足革命实际，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捍卫了新生政权。

苏共后期的领导人放弃科学社会主义，转而接受“看上去很美”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其中除领导人的因素外，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此时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要直接搬到苏联社会并非易事。然而相比于欧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更具亲近性和诱惑力，再加上苏共领导人的鼓动和带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具有蛊惑性、隐蔽性和危险性。

事实证明，民主社会主义令人眩目的愿景并没有给苏联社会带来安定和富裕、民主和自由，反而让苏联社会失去了公平、葬送了70多年之久的社会主义。更加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80年代民主化、人道化等口号引来了俄罗斯“财阀、寡头的为所欲为”，为90年代野蛮的、原始的、犯罪式的、官僚式的俄罗斯资本主义打开了大门。

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为代表的苏共高层领导人政治信仰和思想立场的转变，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政要、智囊敏锐地捕捉到。1983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考察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提到：苏东共产党人已失去了信仰；时任美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曾提到：“（苏联）政策上的变动隐含在‘新思维’这个模糊不清的词语里”；美国战略智囊布热津斯基1989年提到：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有朝一日，苏共要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

苏共后期主要领导人放弃社会主义信仰、否定自身历史，这对苏共来说，无异于自杀行为。在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的带领下，苏共借批判“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名，改弦易辙，走上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导致苏共丧失了执政合法性，引发了政治分裂和国家瓦解，使苏联走上了一条政治绝路。

20世纪80年代苏共领导层决意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向上改弦易辙，进行了一系列的舆论和理论准备，包括新闻舆论公开化、历史反思热、文艺解冻、外交新思维和世界主义等。

（一）政治自我否定

苏联在前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暴露出僵化、停滞和官僚主义等弊端。要消除这些弊端，苏联应采取稳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扩大政治参与等措施，有效完善各种体制和制度。但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层把“民主”“改革”“公开”等概念绝对化，多次宣扬民主是“改革的实质”“改革的基础”和“改革的灵魂”，要求“民主化”“再民主化”。民主化成了唯一的、绝对的、至高无上的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

在政治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同样把多数、公投、选举、公开等民主原则绝对化和简单化。一方面他把1800万苏共党员贬为“保守力量”，另一方面又认为社会“大多数人意见”绝对正确、永远正确。在反思历史的浪潮中，在1989年春被戈尔巴乔夫视为“自由选举”的第一次人民代表的选举中，一些打着不同旗号的代表候选人发表了大肆攻击苏共、社会主义和苏联的演说，这些演说成了反苏和反共势力的获胜砝码。时任美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对此深有体会，他回忆道：“公众的态度是，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英雄”。而此时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却是“不要干预、不要干预、要保持距离”。

2006年，时值苏联解体1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反思认为，20世纪末苏联在民主自由问题上犯了“幼稚病”。多数原则、选举原则、公决原则的适用性与选择需要依据各国的国情。戈尔巴乔夫罔顾苏联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改革需要，强调下级可以不服从上级，并美其名曰这是民主的需要。随即苏联各个地区根据本地区的“多数”和“民意”行事，结果造成无政府主义泛滥，各共和国公然与中央开展“主权战”“法律战”，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势力趁机大肆夺权，分裂势力、复仇思想大行其道。

（二）舆论公开绝对化

在苏联，“公开性”提法肇始于列宁时期，意在加强和扩大同群众的联系渠道，了解社会舆论和劳动人民的意见。1986年后，戈尔巴乔夫旧词赋新义，将“公开性”与扩大信息公开、民主化勾连起来，把“扩大公开性”变成了一场苏共形象上自我否定、思想上自我毁灭的政治运动，严重动摇了苏共意识形态的基础。

有分析指出，戈尔巴乔夫等人倡导的公开性并非为真正实现新闻和言论自由，而是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有意地进行的社会舆论引导。20世纪80年代末，苏共在中央办公楼里召开吹风会、座谈会，邀请的主编、记者有时多达200人。苏联公开性运动的指挥者和急先锋雅科夫列夫后来承认，发动广泛的公开性运动在当时并非是必须的。但改革派考虑的并非眼前一时的事情，公开性代表了“改革”思想的哲学之维。公开性唤醒了社会，使它变得政治化。

正是在雅科夫列夫的怂恿和支持下，一些作家、记者、政论编辑热衷翻历史旧账，寻找污点，并肆意放大、歪曲。公开性成为瓦解苏联社会思想共识的突破口。扩大公开性成为揭露苏联社会消极面和宣扬西方自由制度的思想运动。于是，苏联舆论界迎来了自己的“狂欢时节”。一些所谓“文人”把言论自由绝对化，毫不顾忌地抒发感情，以解积藏在内心多年的“压抑”。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回忆，某些知识分子贪婪地呼吸着一股股自由新鲜的空气，反而暂时忘却了空空的货架和腹中的饥饿。

戈尔巴乔夫时期推崇的新闻和社会生活的公开化，被美国苏联问题专家视为赢得舆论战和思想战的绝佳机会。之后几年时间，西方阵营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心理战，打赢了多年的对苏攻心战。对此，苏共瓦解后成立的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久加诺夫深有所感：“在‘公开性’这一阴险狡诈的口号下对舆论进行密集加工，这一切在加速苏联和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解体过程中起了首要的作用。巧妙地把我国人民和国家制造成虚拟的‘敌人形象’，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消亡和苏联的瓦解。”

（三）放弃思想阵地

为顺利打开舆论大门，推行言论多元化，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更换了新闻媒体的领导人。雅科夫列夫借助长期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机会，网罗了一批腐化变质的苏共报刊舆论领导人，有意识地放纵和引导舆论。1986年至1988年间，苏联一批颇具影响力的报刊如《消息报》《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等先后被“新人”接管，《真理报》《共产党人》《经济报》等报刊的编辑部也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其中，苏共机关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主编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职务，调往莫斯科大学任教。而由戈尔巴乔夫亲自挑选的有明显反共、反社会主义倾向的弗罗洛夫先后出任《共产党人》和《真理报》的主编。在雅科夫列夫的纵容和支持下，这些主流报刊煽风点火、左右舆论，成为“公开性”运动的急先锋。2000年，雅科夫列夫承认，当时他主动担负起保护一些尖锐文章作者的责任，“保护了一些人，纵容了一些人”。

（四）政治改组与治理失败

1988年前后，在苏联社会关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等问题争论过程中，苏共“特权”问题和“官僚管理制度”成为众矢之的。此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进行了3年有余，经济改革未见成效，各项事业日渐衰败。一些先锋派、自由派的知识精英提出，“特权阶层”与群众对立，行政命令体制是苏联落后的“罪魁”，各级机关是阻碍改革和前进的最大绊脚石。按照戈尔巴乔夫的逻辑，改革政策之所以难以推进，是苏共官僚机构“从中作梗”。因为改革触及各级官员的切身利益，而官员们害怕失去手中的权力，所以暗中极力地抵制改革。苏联社会上上下下的官僚机构形成了一层层网、一堵堵墙。改革大船被一种特殊的“阻碍机制”所缠绕，航行困难。于是戈尔巴乔夫提出，苏共“当务之急”就是要自下而上广泛发动群众，在所谓“开明”的改革派领导人的带领下，向官僚机构施压。

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全面拉开了政治变革的大幕。自此，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在叶利钦等民族地方政治分裂势力的牵扯下，迅速演变成了一场“政治拆毁”大戏。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忽左忽右，改革构想频频出台，经济政策朝令夕改，加之人民生活日益艰难，这无疑给分裂势力和激进势力提供了攻击苏共的口实。于是，伺机而起的激进势力和分裂势力喊出“反特权、反官僚机构”的口号，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苏联的国家制度。

自此，苏联社会的政治热潮更为高涨，经济问题被遗忘一旁。1989年的差额选举、苏维埃大会的辩论，引发了苏联社会前所未有的“政治高烧热潮”，电视直播党代会使之变成了“全民的政治节日”。苏联各阶层感受着从未经历过的政治兴奋。全社会仿佛融入滚滚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一方面是社会情绪逐步升温，政治领域“高烧不退”；另一方面则是党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各地纷纷抗缴税款，分抢物资资源，封锁商品出境，各自为战，经济割据现象严重，地方分离、民族分裂的危险步步逼近，苏联大厦危在旦夕。

（五）民族冲突与国家分裂

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迟迟不见成效，中央权威日渐衰落，民族区域的离心倾向也愈发明显。苏共和联盟中央成为“众矢之的”。部分民族地区的领导人认为，是苏共将苏联领进了“死胡同”，苏共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失败。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成为苏联许多地方都吸食的麻醉剂”，苏联境内爆发了多起冲突。1986年12月发生阿拉木图事件；1988年2月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问题发生冲突；1990年1月发生巴库事件。除土库曼斯坦共和国之外，14个加盟共和国都发生了大规模民族冲突。据统计，1988年到1991年，苏联境内共发生170余起民族冲突事件，造成约1万人死亡，数万人受伤。仅1988年，在苏联全国170多个城市和地区，发生的各种示威、游行、骚乱和冲突事件数量高达2600余次，参与人数高达1600万余人，而其中与民族问题有关的事件占比达60％。

在这些民族冲突的背后，是地区分立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的登台唱戏。他们同党内的激进势力和社会上的政治反对派汇合在一起，对抗联盟中央，阴谋制造分裂。比如，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人民阵线以及白俄罗斯人民阵线、乌克兰“鲁赫”民族运动、阿塞拜疆人民阵线、格鲁吉亚民族解放运动等。这些民族分立主义势力与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势力遥相呼应，迅速成为能左右苏联局势、动摇苏联根基的政治力量。

苏共失败始于党内分裂，而民族划线是撕开苏共的重要裂口。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各地民族主义分裂势力兴起之际，当地的苏共党组织姑息、纵容甚至参与民族分裂活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首先打出“主权和独立”大旗。三个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戈尔巴乔夫发难，要求在所谓“民主集中”原则下，扩大党内民主。一些名为“人民阵线”的民族分裂组织在各地成立，直言“独立于苏联”。一些共和国的党组织对此暗地支持。许多民族官员开始涂抹“民族主义的色彩”，借以吸引选民的注意。1989年底，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宣布独立，表示不会前往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会议，这拉开了苏共分裂和苏联解体的序幕。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也在叶利钦等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势力的影响下，汇入瓦解苏联的大潮中。正可谓，一个染上民族主义的党，是一个走向灭亡的党。

（六）催生政治异己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和新思维的号召下，1986年起，苏联社会陆续出现一些非正式组织。1987年，非正式组织的活动在苏联一些大中城市蔓延，并以辩论会、俱乐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小组等形式出现。此后，伴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进一步推进，非正式组织和社团犹如雨后春笋，据统计，1987年12月有3万个，1989年2月增加到6万个，1990年发展到9万个。其中多数是有目标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如“民主和人道主义”小组以及一些“人权”“历史纪念”协会等。有的打着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旗号，有的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帜，有的要求复辟沙皇贵族统治，等等。

更为严重的是，1987年后，与非正式组织遥相呼应，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境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分离情绪越来越严重。在要“改朝换代”的政治氛围影响下，上述非正式组织，有的演变成为政党如“民主联盟党”，有的成员则成为自由主义改革的引领者，如盖达尔和丘拜斯。

此外，戈尔巴乔夫还“解放”持不同政见者，或明或暗地扶植“民主反对派”。1986年12月16日，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把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请回莫斯科，还协调苏联科学院所在的选区帮助萨哈罗夫当选首届苏联人民代表。萨哈罗夫成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反对派——“跨地区议员团”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成为“民主派”的精神领袖。

（七）政治激进主义崛起

以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联邦激进自由民主势力，以及以各加盟共和国或更小的民族区域为大本营的各地民族势力，乘机夺取话语权和阵地。以叶利钦、盖达尔为代表的俄罗斯激进势力提出，要彻底“告别社会主义”，迅速选择一条新的、西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罗斯会在一两年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他们认为，只要自己独立，甩掉身上其他加盟共和国尤其是中亚地区加盟共和国这些贫穷包袱，三四年后俄罗斯就会变成西方式的富裕国家。

随着社会思想的激进化，各种错误思潮沉渣泛起，一些从西方教科书中照搬过来的粗糙的“自由谎言”和“市场神话”盛行一时。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自由激进派代表人物、历史学家阿法纳西耶夫宣称：“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自治化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的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地、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

在经济生活中，他们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认为市场与计划“水火不相容”；让市场的“自然法则”充分发挥作用，“物竞天择”；打破国家所有制，实行私有化，推行纯粹意义上的私有制；等等。当时，苏联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和艺术界人士也摇旗呐喊，宣扬市场化和商业化不仅可以保障文化事业的繁荣，而且能够给知识分子带来像西方社会文艺明星一样的致富机会。

仅仅5年左右的时间，苏共政权就摇摇欲坠，政治上自身难保。苏共后期领导人习惯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香风美酒，苏共各级党组织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和号召力，在经济改革不见成效的背景下，却奢谈西式民主和自由。

1990年前后，戈尔巴乔夫一会儿宣称“中间道路”，一会儿宣称要实施“国家紧急状态”，经济改革无计可施，政治上大势已去。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等旗号迅速地被自由激进或民族主义口号所取代。可见，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共后期在推进改革中犯下了一系列致命的政治错误，特别是在政治方向和政治道路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苏共在西方对其进行“和平演变”和开展“心理战”“攻心战”的形势下丧失警惕，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全面敞开大门。苏联在政治和外交上妄想投入西方自由世界的怀抱，最后输掉了“冷战”，成为任人宰割的失败者，结局惨痛，教训深刻。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研究员、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副主编；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政治学研究”，原刊于《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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