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之下，公共文化生活领域深受影响。全球超过8.5万家博物馆闭馆，占到总数的近90%。疫情的长期延续对于全球的博物馆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2021年博物馆日的主题是“恢复与重建”，恢复什么，又重建什么？博物馆作为一个联接地方与全球、历史与现实的机构，它最大的文化价值是文化交流和连接，与历史和古物之间的联接，与不同地域和异文化的联接。当疫情阻断了一部分的交流，我们应该如何重建与公众的关联？

数字技术成为许多博物馆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一方面，各博物馆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开发馆藏的数字资源，策划在线展览，通过抖音、微信、B站等网络平台做线上博物馆的推广和资源的重新建构，譬如“在家云游博物馆”“云春游”“数字故宫”“数字敦煌”等全景展示和直播活动。博物馆网上展览平台吸引了大批观众观看。“博物官”小程序等一批超清全景展示项目给观众整合了大量的数字文物资源。还有很多公教活动转向线上，通过在线课程、在线导览等方式进行文化传播。

但上“云”只能成为博物馆拓展影响力的其中一种方式，而不能取代线下博物馆的本体进行社会建构。因此，地方和本土成为博物馆公共关系的一个基础。从这个角度，有必要重新思考博物馆视野下全球性与本地化视角的关系，建立新的博物馆与社区、与地方的关系模型与工作模块，重新连接艺术与本地居民、本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本土代表了一种人地关系，代表了一种生活和文化共同体，它包含了许多古老的地方性知识，产生于人类与外部世界的直接交往与对话中。当博物馆面对本土的语境，它要考虑到展览主题的文化传播与地方受众的关系，是否能准确地传递，是否能产生新的融合和可能性？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生产和输出，它的主体性是否会成为一种文化强权？有没有可能在博物馆与作为客体的受众和观众之间形成一种文化生产的共同体？博物馆的价值和身份象征，不仅在于它收藏了什么，更多地来自于它基于此做了什么。作为实体的博物馆，在对所在地域和观众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能建立起基于周边居民而衍生的一系列行动，能促进博物馆与现实的连接。

上海是比较早推进艺术与社区关系建构的城市之一，提出了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目标，开展社区艺术营造。刘海粟美术馆发起了“粟上海·公共艺术与社区营造计划”，建立了“粟上海社区美术馆”，在社区内办美术馆，社区策展，将社区艺术化，为当地居民带来了全新的美术馆体验。以艺术开展共享疗愈的艺术工作坊是艺术进社区的另一种尝试，该项目针对儿童、老年人等各类人群开展艺术疗愈，这是美术馆放下身段、建构地方文化服务体系的一种全新角度。

中国美术学院乡村美育项目则是疫情之下艺术与乡村的一次重建。“2021乡村美育-儿童艺术工坊公益项目”由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群公教部发起，负责人刘一蓝希望以此推进乡村艺术的建设，关爱乡村留守儿童与困难儿童的美育启蒙与创造力发展，通过普及专业的美育知识与艺术创造力思维启发等课程，丰富乡村儿童的业余艺术生活。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博物馆群总馆长杭间认为，审美教育是一种无用之用，可以终生作用于人的健康成长。因此，中国美院始终强调社会美育的重要性。尤其是乡村，蔡元培、晏阳初、陶行知、卢作孚等先贤100多年前便开始推行文化乡建、倡导乡村教育，因此，美术馆博物馆重新回到乡土具有深刻的意义。一旦出现更多的乡村美术馆，它便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让城市与乡村文化互相融合的新模式，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消解城乡的文化差异，更是对博物馆微缩化、细胞化渗透的一种探索性尝试。

公众需要公共文化。这种公共文化在没有博物馆的时代，它是一种生活中自然存在的事物与世态。譬如各种祭祀与节日的社火，便构成了一种文化公共事件，具有礼仪性和象征性。文化的介入，使得生活艺术的在地转化得以推进，公共艺术与城市化、区域化之间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社区与艺术的地方价值，城乡空间中的艺术实践自然而然地发生着。而博物馆具有文化的标本化特质，提炼和凝固了某种文化艺术的形态，形成了一种静态的展示空间。如果能回到生活本身，以一种带有探索精神的、充满活力的、动态的形式推进博物馆与地方的关联，则会产生新的价值和可能性。笔者曾在年初策展的“中国年——文化与设计”系列展上做了尝试，在展览中“娱戏”板块中既摆设了静态的展品，也创造了一种吸引观众动态参与的游戏模式。每一个自发敲锣打鼓舞起龙灯的观众，他们既是观众，也是展品，展示的是观众对于年俗文化的理解和态度，展示的是年俗文化在今日生活中的生态现状。某种意义上，被围观的“娱戏”是现实的缩影，是一种跃跃欲试的文化的回归。

此刻的现实，是未来的历史。疫情带来了困境，但困境也是机遇，是博物馆进步的一种推动力。那些在疫情之下遗失了的观众，成为一个新课题，一个让博物馆回到生活、回到地方，抛弃虚无、收获人心的新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