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3月13日，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去世，享年93岁。
人民日报记者曾多次采访李光羲，既畅谈过他的音乐人生，也深入探讨艺术与时代、个人与家国等话题。
今天，“人民日报文艺”刊发记者追记文章，重新翻阅李光羲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以追忆李光羲先生——一位时代的歌者，一位人民的艺术家。
“下次，歌声里见”
王 瑨
李光羲走了，而他的音乐并没画上休止符。
2021年3月，我去李老家拜访。实在不敢相信，眼前这位老人已经92岁——精神矍铄、身板笔挺、风度翩翩，茂密的灰白头发、慈祥亲切的笑容，再配上那标志性的高音嗓，真真担得上“歌坛常青树”的名号。
从青丝到白头，他从未离开自己深爱的舞台。唱了一辈子歌，每一次在舞台的亮相，全在“讲究”二字里沁润着，讲究全程真唱、讲究全情投入、讲究对得起观众。
他爱自己心中的艺术，更爱享受艺术的人们。舞台上，他脆生亮嗓，老是忍不住观察观众席的情绪反映，总是能记住那些听众们给他的细节反馈。“不美，就不是艺术；观众不明白，就感受不到艺术。”在他看来，把歌唱进人心，远胜荣誉种种。
他的衣服口袋里，总装着个巴掌大小的本子，密密麻麻记着自己的演出日程。无论舞台大小、观众多少，他都极认真对待。他说，假如他的歌声给大家带来美感，对别人、对生活能有启发，也算是自己人生的一点“乐儿”。
一辈子，做一件事，追求一点“乐儿”——他的人生，在歌声里，他的歌声，在历史中。
那欢快热烈的《祝酒歌》，唱出了亿万人民“胜利的十月永难忘”“八亿神州举金杯”的喜悦之情，《松花江上》《延安颂》《周总理，您在哪里》《鼓浪屿之波》《北京颂歌》……他用一首首歌谱写一个时代永恒的声音记忆。
作家冰心曾为他题词，“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歌”。于他而言，塑造艺术与塑造自己，也许是同一件事。
他出生在天津，从音乐到戏曲，自幼“学嘛像嘛”。虽非科班出身，却凭借刻苦钻研，探索出歌剧的中国表演范式。是天赋吗？不尽然。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游泳、举哑铃、走长路，坚持每天发声练习。即使到了晚年，他的声音不似年轻时那般漂亮，依然真唱真伴奏，为人们留下自己诚挚的声音。只因，他追求个“真”字。
他有童真心，更有真性情——
他常用欣赏、包容的态度，接纳属于青春的艺术。他与杨洪基、刘秉义合唱《不想长大》，和陶玉玲合唱《少年》。
他总以关心、支持的目光，投向属于青春的事业。90后的他曾叮嘱“90后”的年轻学生，要注重情感表达和生活体验，“声音艺术”才能成为“声乐艺术”。
我问他，在随处可以听到音乐的时代，担心自己的音乐会被遗忘吗？他反问道，“脑子会忘，心会忘吗？”
也许是的。歌者，以生命咏叹。他们的才华是将生活凝练成音乐。那些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的旋律，早已在潜移默化中走进了我们的内心，茁壮了我们的精神，承载着我们的记忆。更重要的是，歌声中藏着一方天地，我们能望见高山、听到流水、读出人生，由此更深入地理解与开拓生活。
仍记得那天采访结束，他送我到门口，挥手说，“下次，歌声里见”。
相逢仍相识——我们与他，在歌声里，还会再见。
1年前，92岁的他在家中清唱歌曲《松花江上》
2021年4月1日人民日报副刊
“品味红色经典”栏目
《歌唱家李光羲谈歌曲——
“心声岂止三千万”》
（图为1964年李光羲参演《东方红》时演唱《松花江上》剧照）
大家常问我是如何演绎《松花江上》这首歌的。我回答：“没有演绎，《松花江上》唱的就是我自己，是从心底自然流淌出来的。”
我的童年是在日寇铁蹄下度过的。常听闻亲戚朋友家十几岁的孩子，突然间就不见了，被日寇抓去做苦工，再没回来。每天胆战心惊，常年挨饿受冻，唱歌成了我儿时唯一快乐的事。我从小便会唱《松花江上》，一开始并不懂它的深意。有年冬天，我在上学路上看到几辆简陋的木板车，拉着冻死的同胞，那残酷的场景深深刺痛了我的心。1945年，抗战取得全面胜利，父亲带着我上街，我指着地摊问他：“那些白珠子是什么呀？”父亲告诉我，那就是大米。当年已经16岁的我，才第一次知道大米为何物。一切所见所闻，潜移默化地融进了我的歌声。
每当我唱起《松花江上》，往日山河破碎的场景与悲愤便会涌上心头，演唱时泪水常模糊了双眼。
1936年，在东北军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的张寒晖，目睹西安街头东北军民无家可归的流浪与彷徨，谱写出了《松花江上》。“西安事变”前夕，这首歌从西安一所中学唱响，其后迅速传遍全国。
我最难忘的是1964年参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过程。我在第四章《抗日烽火》中演绎这首歌。周恩来同志亲自提出歌词的修改意见。对我而言，那次演出是艺术熏陶，也是思想教育。
“心声岂止三千万，一曲哀歌动地天。”一曲《松花江上》，唱出的何止是三千万东北同胞的心声？它是亿万中华儿女悲愤交加、要求还我山河的呼声！它使人泪下，又催人奋起。我不应把它仅仅理解为是满怀离乡之思、国难之痛的悲歌，它已经成为亿万人高唱的战歌。无数人闻曲悲叹，燃起革命热情！无数青年高歌前进，奔赴抗日战场！
一同参演《东方红》、曾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歌唱家王昆告诉我，她与抗日前线的战士合唱过《松花江上》，边唱边流泪，越唱越激昂。她说：“是革命给了歌曲百倍的豪情和万千的气象。歌唱是艺术，更是革命的号角、尖兵和鼓点。”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从此让我对这首歌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歌者用声音塑造形象、传递情感，应该努力让听众体会歌曲的弦外之音、味外之味。《松花江上》的动人，在于丰富的层次和意蕴。旋律上，这首歌以环回萦绕、反复咏唱的方式展开，倾诉性的音调贯穿全曲。歌词上，它以“怀故、漂泊、呼唤”的感情脉络递进式地深入人心。以“森林煤矿”“大豆高粱”“同胞”“衰老的爹娘”开篇，诉说家乡的美丽富饶。之后，诉说丧家的哀痛、逃亡的惨境，控诉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歌曲最后，用饱含感慨的发问，唱出声声呼唤。“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将全曲推向高潮，蕴藏着抗争的力量。
张寒晖当年噙着眼泪写出的歌，一次次流进我心，我又将这种深切的感受传递给观众。因为《松花江上》，我被不少观众评价为“听他唱歌让人直掉泪的演员”。我想，只有这样深耕时代、心系人民的音乐作品，才能迸发出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我今年92岁了，很少再登台演出。但我坚信，歌唱本身，也是一种责任、一方课堂。我有义务将这样的歌曲和歌曲中的历史传承给今天的年轻人。
几年前，我曾受邀给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的学生们教学《松花江上》。我告诉这些“90后”年轻人，声音等于零。因为如果只追求吐字发音，过度偏重技法，忽略情感表达、生活体验，将“声乐艺术”变成了“声音艺术”，艺术效果便等于零。鉴古知今，才是歌者的真正“底气”。我希望年轻人提升对历史的理解力，在歌曲中感悟人间正道与生活真谛，创造有生命力与感染力的音响。艺术在感染他人的同时，也在实现歌者自身的生命价值。
我还告诉这些年轻人，当年奔赴抗日一线的战士们，那时的他们也正青春。那些意气风发的中国少年，甘将热血沃中华，用无数生命之光点亮了一个民族的光明，让子孙后代享受着他们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青年偶像！
不忘曾经烽烟起，心中长鸣警钟声。品味《松花江上》，它悲怆的旋律，激荡于中华民族的心灵史上，成为那段血与火岁月的印记，使我们激愤，使我们清醒，更激励我们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本报记者王瑨采访整理）
2019年7月8日人民日报副刊
“我与新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栏目
《歌唱祖国前进的步伐》
我1929年出生在天津，在这座大城市里耳濡目染，见识了不少中外艺术形式。童年时期，我看过电影《乱世佳人》《茶花女》，也看过京剧名角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的京剧表演，听过刘宝全的京韵大鼓。演出结束后，那种动人心魄的声与像直直扎在我心里，让我沉浸其中。我很早就接触了收音机、钢琴等当时还很新鲜的物件，对音乐有着非同一般的痴迷。但我刚开始从事的职业，与音乐却没有半点儿关系，只是在开滦矿务局谋了一份差事。一直到1953年，我二十四岁的时候，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在天津第一文化宫演出，上演剧目包括民族新歌剧《白毛女》。《白毛女》中的喜儿由郭兰英老师扮演，郭兰英的出色表演与歌剧中的感人情节都深深震撼了我，看得我热泪流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歌剧，第一次感受中国歌剧的魅力，从那天以后，我的心中燃起一个强烈的愿望：一定要加入到如此令人激动的艺术行列中去！后来，我辞去矿务局的差事，考入中央实验歌剧院，人生的方向从此改变。
我进入歌剧院的时候，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国际声誉等各方面都处于蒸蒸日上的时期，文艺舞台也空前繁荣。而国家级艺术院团因为拥有优质的演出剧目、空前的演出规模，以及庞大的舞台布景，处处让人们眼界大开，备受观众欢迎。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可以看，电影作品也不多，所以人民群众非常渴望新的舞台剧目出现。
1956年，中央实验歌剧院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了威尔第的歌剧《茶花女》。这台《茶花女》是在苏联女高音歌唱家瓦·阿·捷敏启也娃的指导下，由中国人自己制作、演出的第一部西洋大歌剧，公演之后轰动京城，《戏剧报》《人民画报》等报刊对演出给予大量报道，赞誉之词不绝于耳。《茶花女》的成功演出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歌剧事业的一件大事，我则有幸参与其中，饰演了男主角阿弗莱德·阿芒。参演《茶花女》对我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给了我很多经验与启示，其中最主要的体会就是，仅仅唱得好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全身心投入去揣摩角色。那个时候，我满脑子里都是阿芒，从形象、气质、性格各个方面去琢磨阿芒，下的全是苦功夫。我自己也因为歌剧《茶花女》而迎来艺术生涯的一次飞跃。
解放初期，我很喜欢听苏联的音乐唱片。柴可夫斯基的《咏叹调》，我一听就着了迷。我还专门学习了俄文。1958年，我随中央歌剧院访问苏联，在克里姆林宫的剧场里演唱了《连斯基咏叹调》。演唱结束之后，苏联著名男高音科兹洛夫斯基向我表示祝贺，并且对我说：“科学家证明世界，艺术家描写世界，今天您作为艺术家，为我们很好地描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1964年，我被抽调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工作。《东方红》是为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献礼的一台大型歌舞晚会。其中，《抗日烽火》一场中的《松花江上》男声独唱由我承担，与我一起演唱这首歌的是总政歌剧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越男。这对我来说，无疑是难得的殊荣。《东方红》在1964年10月2日正式公演，不但在艺术上创造了一个高峰，而且在演出纪律上也创造了奇迹、树立了楷模。三千人的演出队伍，管理十分严格，在后台分一、二、三梯队上下场，从头到尾井然有序、鸦雀无声。晚会结束四分钟后，外国记者进入后台参观，只见演出人员已经全部离场，每个舞蹈演员的十几套服装，均叠放得整整齐齐，让这些外国记者惊讶不已。《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连演二十场，中央领导观看演出，并且给予高度评价。
1976年，我接到著名作曲家施光南先生寄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为柯岩的诗歌《周总理，你在哪里》谱的曲，曲子感情深沉，无疑是一首佳作。但当我拿起谱子，试唱了几句，对周总理的思念之情便涌上心头，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演唱没有办法继续。如此反复好几次，怎么都不理想。后来，是我的妻子对我说：“你这样怎么行？你要学习郭兰英，她能够以歌当哭，那才是真正的艺术家。而你是以哭当歌，这让观众怎么欣赏艺术？”妻子的话让我很惭愧。是啊，要是不把这首歌唱好，我又怎么能算一个合格的文艺工作者？经过刻苦的训练，我有针对性地调整了自己的状态，终于可以准确地演绎这首歌曲了。我至今都还清晰记得，当我在舞台上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台下观众那种沉浸其中、深受感染的表情。
一个艺术家的成功，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往往还与一些特殊的机遇联系在一起。之后不久，施光南又写了一首新歌，名叫《祝酒歌》。这首歌本来是给女中音写的，刚出来的时候，一些人并不看好。但是，我在看到这首曲谱后，稍一吟唱，却感到有一股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祝酒歌》活泼的旋律、振奋的歌词，与当时人们欢欣鼓舞的心情、昂扬待发的精神气质，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盼望十分契合。我就想唱这样的歌！于是我给施光南写了一封信，请他按照男高音声部的要求重新配器。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祝酒歌》成了我又一首代表作。
随后，我又在1979年央视春节晚会上演唱《祝酒歌》，把自己对时代的强烈感受，以最饱满的热情传递给全国观众。这台晚会播出后，中央电视台一连收到十六万封观众来信。在我看来，《祝酒歌》能够获得这样广泛的共鸣，说明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时代氛围变得轻松昂扬，人们富有进取精神，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冀，《祝酒歌》正好表达了人们的这种感受，唱出了人们的心声。
我选择了最幸福的职业，歌唱对我而言就意味着生命，舞台就是我的天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相逢在匈牙利》，到六十年代的《松花江上》，到七十年代末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祝酒歌》《鼓浪屿之波》等，我一直都希望用自己的歌声，唱出祖国前进的步伐，让听众感受时代的气息。我也的确感到荣幸，自己演唱的歌，都与社会进步和时代生活息息相关。现在，我们过着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幸福生活，这激励着我们文艺工作者再接再厉、刻苦磨炼，创作出更多富有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精品佳作，以歌唱时代、回馈人民。
（作者为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