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国家文物局召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发布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最新成果，其中提到了三星堆遗址的突破性工作。

发布会现场

李群介绍，三星堆遗址考古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以及祭祀区内部的结构，新发掘清理了6座祭祀坑，还有大量的遗存遗址，出土了文物12000多件，研究表明这6个祭祀坑的埋藏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距今约3100年到3000年。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执行专家组秘书长常怀颖进一步介绍了更多三星堆遗址考古及研究成果。除了发掘数量庞大的器物，考古工作者对于三星堆遗址的田野工作还有几项比较大的发现。

三星堆遗址

器物坑选址有讲究

考古人对于三星堆城址的研究有了新认识，特别是在器物坑的选址方面，有了新的研究进展。工作人员结合考古和环境考古，发现这几个器物坑的选址是在城内南部偏中部的地方，在河的南岸比较偏高的一个岗地上。“也就是说，埋藏这些器物选择的地方是有讲究的，是在一个河边偏高的台地上进行选址，挖这几个坑，然后来埋藏器物。”常怀颖说。

谈及形成时间，常怀颖厘清了三星堆遗址形成的年代与三星堆埋藏铜器的年代并不相同。“三星堆遗址形成的年代，可能在相当于二里头时期就有了，这与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有祭祀坑或器物坑的时代并不一样，它是相当于宝墩文化时期的三星堆文化偏早的阶段。”他介绍，三星堆遗址铜器出现的年代相对比较晚，并推测铜器可能出现得比较突然，“很可能是受外界的刺激而来的”。

器物研究有新进展

截至目前，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个器物坑已经出土了超过12000件文物，经过数十家学术单位联合组成的科研团队进行联合性的研究，工作人员对这些器物坑出土的遗物有了深入的认识，发现了几个比较重要的成果。

测年结果显示，三星堆遗址的埋藏的年代比较集中，是在商末周初这个阶段，但是器物坑里埋藏的器物生产年代截然不同，“早早晚晚都有”，例如带有长江中游地区风格的铜容器，可能最早追溯到晚商最早的阶段，也有学者认为是中商最晚的阶段可能到洹北时期或者殷墟的偏早阶段，但是它埋藏的时候，可是到了殷墟最晚的阶段和西周最早的阶段。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象牙，这些象牙来自哪里？汇聚数以百计的象牙并非易事。常怀颖介绍，“超远距离象牙的汇聚，让中国南部地区或者长江流域的大象，可能经过不同的方式都汇到三星堆去了。尽管（象牙的）年代可能也有早有晚，但埋藏的年代是差不多的。”

通过对三星堆出土的铜器残留泥芯的岩相分析，考古人发现，三星堆出土的神树、神面具、神兽、神坛与带有长江中游地区风格的铜容器产地不同。目前虽然没有办法直接证明这些神树、神面具、神人是在三星堆本地生产的，但大概率可能指向这个方向。考古工作者推测，可能三星堆本地生产了一批特殊的器物，而铜容器则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地区输入。

此外，对于三星堆纺织品的研究也有一些进展，工作人员通过多学科的结合，用丝蛋白方式（检测）、超景深显微观察，发现三星堆出土的纺织品很多是家蚕也就是桑蚕的制品，其中主体是绢，也有可能有斜纹制品。

埋藏或是一次性行为

早在今年6月1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利用三维扫描和3D模型等科技手段，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及文保人员跨坑拼对了两件大型青铜器，分别命名为铜兽驮跪坐人顶尊铜像、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神像。

三星堆每一次跨坑“找朋友”，造型惊艳的新器物都备受关注，考古人结合传统考古学和数字技术发现，三星堆还有一些器物可以跨坑拼合，并据此推测，这些器物在埋藏的时候可能是一次性的仪式行为，将同一件器物打碎后埋藏在不同的坑里。

“公众关心的这些遗址，往往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考古）工作才得到一个阶段性的认识。比如二里头遗址60多年的发掘，三星堆遗址近100年的发掘， 这种认识仍然是阶段性的。”常怀颖总结道，每一次考古新发现，可能都会带来公众认知和学术认知的一些改变，而且每一次发现有可能又会调整或者改变前一次的发掘认识。他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之中，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契机，多学科的联动，改变我们对古代世界的认识。

（记者 曾洁 代睿 刘可欣）

原标题：三星堆遗址6个祭祀坑埋藏于商末周初，距今约3100到3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