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刘品然 宋盈
大蒜、起重机、教育辅导网站、社交媒体软件TikTok、储能电池、新能源汽车……在一些美国政客眼中，这些常人看来毫不相干的东西只要沾上中国，就都有一个明显“共性”——“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近年来，美国政客在涉华议题上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断罗织莫须有罪名，演绎出各式各样的“威胁论”，其荒诞程度屡屡跌破世人认知底线。有识之士将这种思维定式称为ABC（Anything but China）心态，即逢中必反。
回溯历史，炮制虚假叙事是美国的“常规操作”。渲染、夸大外部威胁，似乎可以帮助美国利益集团在国内塑造共识、协调政策、动员力量、谋取利益，但此类行径“消耗”的是美国的全球形象和地位，也让世界变得更不太平。
“中国焦虑症”
近年来，美方对“中国威胁”的虚构渲染已经达到歇斯底里的地步。
最常见的是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事实上，这是为美军及相关利益集团谋得巨额军费制造借口。今年3月，拜登政府公布2025财年国防预算，总额为8498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其中，空军预算达到1881亿美元，数十年来首次超过陆军。但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仍不满意，他在今年4月国会参议院一场听证会上抱怨国会拨款“不给力”，反复宣称“中国威胁步步逼近”“美国优势荡然无存”。
最近，一些美国政客到世界各地推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的谬论，甚至声称中国新能源汽车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就曾一本正经地向美媒表示：“试想，北京能让300万辆在美国道路上行驶的中国汽车同时熄火。”一些美国议员称，中国动力电池可能“威胁美国能源网络”。尽管业内人士并不认同，美国杜克能源公司还是在今年2月宣布停止在北卡罗来纳州使用中国企业的储能电池。
在美国港口常见的岸边集装箱起重机上，美国政府也声称发现了“安全威胁”。事实上，美洲港务局协会去年3月就指出，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制造的起重机被用作间谍工具，即使是现代化起重机也无法跟踪货物的来源、目的地或性质。但美国政府不惜劳民伤财，仍决定更换全美各港口的中国制造起重机。
“涉华等同于威胁”的指控以同样偏执和荒诞的方式出现在社会和文娱领域。关于TikTok，一方面，美方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了可能导致TikTok被禁用的法案；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和前任总统特朗普为了总统竞选先后入驻TikTok。多年来在美开展课外辅导业务的“家教网”公司也因其被总部设在中国香港的投资公司收购，被美国议员认定“威胁国家安全”……
就连从中国进口的大蒜也成为一些美国政客烹制“中国威胁”的原料。去年12月，国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妄言，这些大蒜用人类排泄物作为肥料，因此对美国构成“安全风险”，要求商务部进行调查并采取措施。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副教授罗里·特鲁克斯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说，“美国已患上慢性中国焦虑症”，几乎任何以“中国”为前缀的事物都能在美国政治体系中触发“恐惧反应”。美国已失去对“威胁”的判断理解力，其针对所谓“中国威胁”出台的各类措施正在使美国变得更加封闭。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马克斯·布特也表示，当下美国在涉华问题上过于歇斯底里和危言耸听。两党在对华政策等问题上意见相对一致，这“不能说明他们是对的，而可能是他们陷入集体妄想之中”。
“要把美国人民吓得魂飞魄散”
从全球范围看，炮制“外部威胁论”是美国二战后通过操控民意达成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
1947年2月，陷入经济困境的英国告知美国，已无力再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经济援助。为避免两国倒向苏联阵营，美国政府决定向国会申请批准一项对希土两国的援助法案。时任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阿瑟·范登伯格建议总统杜鲁门，想让这项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的最佳办法就是发表公开演说，并且“要把美国人民吓得魂飞魄散”。
杜鲁门采纳了建议，于次月在国会发表演说，竭力渲染希腊亲西方势力倒台的后果，称土耳其政局也将受到严重影响，混乱和无序会迅速蔓延到整个中东甚至欧洲。他敦促国会通过一项4亿美元的拨款计划援助希土两国，并称：“如果我们的领导力出现动摇，可能会危及世界和平，也必将危及国家福祉。”
援助法案成功获得国会参众两院批准。在一些历史学者看来，杜鲁门那次演说是“煽动威胁”的首次实践，也预示了冷战的开端。
1950年4月，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对苏联战略的指导性文件——国安会第68号报告（NSC-68）。这份文件宣扬所谓“苏联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建议美国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并对“苏联侵略”予以军事回应。
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后来解释，国安会第68号报告要实现冲击政府高层思想认识的效果，使总统的决策得到贯彻落实。他还说，在阐述观点时应“以简单粗暴来代替细节和精确性”。
多年之后，美国学者认为，这份报告故意夸大了苏联威胁。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和历史学荣休教授安德鲁·巴切维奇说，这份文件“掺杂着偏执狂、妄想症和对经验真理轻蔑漠视的极端焦虑”，阅读它“就像进入了一个充满忧虑、担心和恐惧的温室”。
在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美国对外战争的决策和动员过程中，炮制“外部威胁论”都是惯用手法。
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声称共产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东南亚引发连锁效应，而高度依赖东南亚原料和市场的日本将因此面临威胁。艾森豪威尔及其继任者后来都以此为依据论证美国进行干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最终美军在1965年直接参与越南的地面作战，造成越南生灵涂炭，美国自身也深陷战争泥淖。
1970年4月，时任总统尼克松就美军入侵柬埔寨一事向全国发表讲话，寻求美国民众支持。他说：“如果在关键时刻，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表现得像一个可怜而无助的巨人，极权主义和无政府势力就会威胁到全世界的自由国家和体系。”
数十年后，小布什政府在预谋发动伊拉克战争时也不遗余力地向美国公众和国际社会描绘萨达姆政权的“邪恶”，将其与恐怖分子关联起来。
小布什2002年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还曾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并称为“邪恶轴心”。其讲稿撰写人戴维·弗鲁姆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小布什当时选择“邪恶轴心”这个词组就是为了夸大威胁，以论证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合理性。
从冷战期间到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炮制“外部威胁论”的策略始终不变。美国核问题专家、犁头基金会前政策主任汤姆·科利纳曾说，美国政府历来拥有一种“特异能力”——“无中生有、夸大威胁，将所有情况武器化，并升级为危机”。
“不应忽视帝国式的海外冒险与国内动荡之间的关联”
二战后，美国奉行扩张和干涉性的外交政策，争夺、维护全球霸权。由于美国本土在地缘上远离冲突地区，加上国内政治相互掣肘、冗长繁琐的议事机制，历届美国政府都利用炮制和夸大外部威胁的手法来宣扬对外干涉的必要性。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曾说，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在冷战后失去苏联这个对手。“我们整套体系都依赖于一个可能会攻击我们的苏联，但它已不复存在”。
以军工复合体为代表的美国一些政府部门、企业、智库、媒体等机构从美国的对外干涉行动中获得巨额利益。政客们通过渲染威胁来抬高国防预算，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流入军火商的口袋，后者再利用智库、媒体进一步渲染威胁，并在这些政客卸任后为其提供高薪职位，由此形成一个瓜分利益的完整链条。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威廉·哈通说，与五角大楼和军火商往来密切的各类机构和研究人员都在无休止地渲染“外部威胁”，这是五角大楼争取更多资源的“最可靠途径”。
炮制和夸大外部威胁，也是美国政客展现所谓强硬形象、获得更多舆论关注、捞取更多政治资本的重要抓手。例如，冷战时期，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为了竞选总统，毫无根据地宣称苏联在洲际弹道导弹数量上大幅领先美国，指责总统艾森豪威尔无视国家安全威胁。
渲染“外部威胁论”肥了美国少数利益集团，而最终受害的不仅仅是伊拉克等遭受侵略、干涉的国家，也包括美国人民。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说，夸大威胁会导致原本可以用于其他重要事项的资源被不合理占用，在此基础上制定的错误政策会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例如，美方为填补所谓“洲际弹道导弹数量差距”而激化了与苏联的核军备竞赛，导致双方都投入巨大资源打造庞大的核武库。研究数据显示，以2022年美元购买力计算，美国冷战期间在核武器领域花费超过10万亿美元。
冷战初期，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美国国内掀起“赤色恐惧”浪潮，导致美国许多进步人士遭受迫害。近年来，“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卷土重来。今年年初，参议员汤姆·科顿在国会听证会上对待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的方式与麦卡锡当年的做派如出一辙，被《华盛顿邮报》称为“麦卡锡式拷问”。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特鲁克斯指出，美国国内针对华裔等亚裔的歧视加剧，后果令人担忧。
对外干涉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美国长期深陷战争泥潭，并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越战期间，美军的暴行和人员伤亡以及美国国内的征兵与加税政策引发美国民众强烈反战情绪，抗议活动不断。包括伊拉克战争在内，美国自2001年以来进行的所谓“全球反恐战争”耗费巨额资金，让军工复合体大发横财，损害美国民众利益，加剧美国社会不平等，成为美国国内各种矛盾升级的一大诱因。沃尔特曾就此评论：“不应忽视帝国式的海外冒险与国内动荡之间的关联。”
谎言和欺骗终究会反噬自身。1798年，詹姆斯·麦迪逊（1809年至1817年任美国第4任总统）在致时任副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一封信中写道：“国内自由的丧失，往往源于对来自国外真实或虚构的危险所作的防范”。
然而，美国建国者对于虚构危险的警告并未被继任者们采纳。在反复的无中生有和危言耸听中，今天的美国正经历严重的信任赤字，面临信誉破产。在涉华议题上，美方操弄所谓“起重机威胁”“大蒜风险”引发国内外舆论的嘲讽，炒作所谓“产能过剩”更是让各国经济学家费解，并遭到业界人士和广大消费者的反对。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表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不清楚如何来衡量所谓的“产能过剩”。在他看来，“产能过剩论”为保护主义提供了借口，这一论调对全球贸易而言是潜在的危险。
美国各界人士日益看清美方炮制威胁的本质和弊端。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指出，美国渲染所谓“对华恐惧”掩盖了美国因自身原因造成的许多问题。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前高级研究员米卡·曾科向美国人民建议，更多关注那些影响他们实际生活的议题，例如不合格的教育和医疗体系、不完善的基础设施、愈演愈烈的枪支暴力以及日益凸显的政治失能。“美国人民每天面临的严峻威胁、风险和伤害并非源于国外，而是来自我们的邻里和社区”。
美国政客天天草木皆兵，殊不知在世人眼里，美国自身才是威胁之源。
